不借来极端的个人主义，却必须“用和谐观念统摄、推升人权，要注意两点。第一，要注重个人的地位和价值。……第二，要注重协调各种矛盾冲突。用和谐观念来看人权，就不能再从抽象个人的绝对权利出发来构设权利义务关系，而是要把人权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和推行。”（《中国民权哲学》P163）可喜的是，夏勇先生的和谐已经不再只是大而化之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注重了个人权利。可是，夏勇先生只是注重了，什么样才是注重？如何注重？这可是夏勇先生没有解决的。更要命的是，只是“注重”个人权利，是否能够与强大的群体权利抗争（更别说抗衡）？
最后，可以说明一下当今中国关于和谐的表达，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与十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使用“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而解决矛盾是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这样的解决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还完全没有走入夏勇先生所论的注重个人权利的层次。和谐以群体权利为上，而非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个人权利仍然对抗不了群体权利，所以，个人权利时刻有被侵害的可能。
个人权利虽不能至上，从而成长为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是不比夏勇先生的“注重”更为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就没有可能成长为能够与群体权利相抗争的参天大树。没有个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的，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和谐应该有个人权利合适的位置。合适的位置，需要上下而求索。
四、余论
当下中国的学者，一方面认识到了中西方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准确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不同的东西是不用比较的。可是，在探索中西差异之后，学者们都毫无例外地为中国问题开出药方，今天的学者不再中体西用，不再全盘西化，而试图让西方话语中国语境化，并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夏勇先生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佼佼者。可问题是，中西方的差异不只是在语词概念上，更在于两者的土壤（历史与现实），还在于人为操作的不同。所以，不管想怎么样移植，都只能画虎类犬，南橘北枳。不管人为怎么样努力，中国的土壤只要和西方不同，就无法移植。这一点，当今的学者们也看清楚了，所以努力实现中国化（中国话）。可问题是，要中国化，那么必须看清中国的土壤中的DNA。为此，夏勇先生也作出他的努力，与其他几个学者一起走入土壤之中，《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便是其中的成果。可惜的是，这一成果绝无仅有，阴霾的天空并不因一丁点的亮光而晴空万里。看清中国土壤，再提出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这才是当下学者的负责任的使命。否则只能从理论到理论，言之无物，空话套话一大堆，甚至人为主观假想，想入非非，不仅不利于解决中国问题，反而会产生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