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和谐”之夏勇表达
林吉辉
【关键词】文献
【全文】
夏勇先生，作为当今中国学界，不仅仅是法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而且还学而优则仕，他的人权概念对中国影响深远，也许更为深远的不只是人权概念，而是建立在人权概念之上的和谐。那么，搞清楚夏勇先生的人权概念，进而阐明和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通过夏勇先生的两大著作《人权概念的起源》和《中国民权哲学》，阐释明了夏勇先生的“人权”与“和谐”。
一、夏勇先生的人权观
“在文化方面，中国古代文化里缺乏西方那样的与他人分立对抗的、绝对的个体人（individual person）概念。儒家的天，是义理之天；儒家的人，也是义理之人。每个人的特性都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来定义。而且，个体从属群体，首先要为群体服务。”（《人权概念起源》P184）
“中国文化里的个体人，是内省的、让与的、利他的、与人谐和的道德主体，不是外制的、索取的、利己的、与人争斗的利益主体。这种个体容易成为普遍的义务主体，不大可能成为普遍的权利主体。”（《人权概念起源》P185）
类似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从行文看来，夏勇先生是很清醒地明了西方的人权概念何谓，并且也知道西方的人权在中国古典没有对等的东西，准确来说是完全不同。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需要比较的，需要比较的东西是两者似是而非。稍微熟悉西方权利历史的读者会十分明了，西方的人权来自于自然权利，所谓的自然权利，直接与人的道德品质相关（格劳秀斯语——《战争与和平法》第一章）。这里的人是个人，格劳秀斯以降的自然权利是主观化的权利，一直到康德那里达到顶峰。对此，夏勇先生在《人权概念的起源》一书中，分析得相当的准确。
可是夏勇先生在准确地表述东西方差异之时，却说：“笔者以为，中国文化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例如，成就功德、超凡入圣、或达于涅磐之境，全靠个人的道德努力，这种努力本身就体现了人之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权概念起源》P185）夏勇先生也知道，在此的个人，是在抽象的道德之下的个人，或者说是沦陷在抽象的天之伦理的道德个人，与西方的权利个人（倒过来为人权）是两码事！可夏勇先生却还信誓旦旦地在“笔者认为”。
对此，不能说是夏勇先生的破绽，相反，是夏勇先生故意为之。故意为之的目的，就是借探索西方人权概念之名，解决中国问题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