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早在周秦时代，就建立了界限模糊的等级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先秦儒家思想家孟子一口气列举了六位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而最终进入上流社会贤士们的例子。这六位贤士中，大舜在接受尧的禅让前，是一个在历山耕种的农民；傅说在武丁拜相前，混迹于筑城的囚犯的行列中；胶鬲为商纣之臣，曾以贩卖鱼盐为业；端由鲍叔牙的力举，管仲由阶下囚跃为齐桓公的宰辅；百里奚本为楚国的下层人士，秦穆公拔擢为重臣，号为五股大夫；孙叔傲担任过楚国之令尹（宰相），然而发迹前却曾是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县蒋家集）之寒士。类似上述的史例不胜枚举，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连外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出这一点。十九世纪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曾说：
“从某个角度讲，这些爵位可以世袭，但是很快就会消逝。因为朝廷规定每一代人要依次降级世袭爵位，即使皇室成员也不例外。笔者曾多次雇用了一位小工。他的家族与皇帝有血统联系，曾经被赏赐佩戴黄腰带；现在他是一名泥瓦工，每天赚六美分工钱。
我们在这里就能看清中国的制度。皇帝至高无上，是天子，是帝国数以百万计的百姓的父亲。无数的“君王的耳目”——不同领域不同级别的官员，通过严密的规章制度从人民中间仔细挑选出来。仕途的大门向所有人都是敞开的。帝国中每一位男孩都可能是未来的内阁首相。但是每一个人都得从政府阶梯的最底层开始，而他所能攀登到的高度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热情和对皇帝的忠诚。这决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事实。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朝廷中的大多数首辅、阁老、大臣们和那些历史学家们可以找得到的人物，都是从贫困的小后生开始起步的。他们的贫困状态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这里就举一两个名字作为例子。清朝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多年来出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父亲靠租种不到10亩农田来养活一个大家庭。他的同事和继任者沈桂芬是街头小贩的儿子。如果他的父亲每天能赚到十分钱，就会乐得手舞足蹈了。这些人并不是特例，而是形成了突出的政治现象。┅┅在中国，和在美国一样，如果有一个人有志于从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话，没有障碍会限制他的雄心的实现┅┅”
【注释】作者简介：郭林虎，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社会法律工作系副教授。
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写道：“我认为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们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足、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它们。”著者认为，人类自然或生理上的不平等现象是永远存在的，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和良好的社会法律制度尽管可以减缓这种不平等现象，但是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不平等。当今世界各国法律制度，竟相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充斥在各个法律文件中，但这些只能说明纸上之法体现了平等，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还是分别生活在各个等级之中。例如，“有效辩护”原则为国际法以及各国宪法、
刑事诉讼法所普遍确认，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保证┅┅（丁）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受追诉方有权取得律师的帮助为其辩护。”从表面而言，上述条文所记载的刑事诉讼权利平等地赋予所有美国人，不过，假如一个风餐露宿、食不果腹的美国人和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和以同样的方式杀害了他们各自的妻子，等待他们的命运可能不同：前者几乎没有悬念要锒铛入狱，而后者却会被法庭无罪释放。其中的原委可能是后者可以重金聘请大名鼎鼎的梦幻律师团为他提供最卓越的辩护，而前者只好坐等国家为他指定的才能平庸的辩护律师了。所以，人类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那种现实的不平等现象也将会长期存在，除非社会的全体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握有的资源完全等同。《孟子·告子章句下12.15》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杨伯峻将之译为：“舜从田野之中兴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提举出来，管夷吾从狱官的手里释放而提举出来，孙叔傲从海边被提举出来，百里奚从买卖场所被提举出来。所以天将要把重大任务落到某人身上，一定先要苦恼他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