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于上述意识形态结构，政治与法治也出现了规范层面的二元化：真正的法治国实现了国家的完全（尽管有紧急状态的偶然例外）法治化，但中国的法治国家原则在党的领导原则之下，中国还处于先进政党的训政阶段。诚如施米特所言：
“在今天，以规范主义的方式虚构一个完整的合法性体系，就与一个现实存在的合法意志的正当性发生了显著的、无法消除的对立。”
中国的民间自由主义和法律人共同体（以律师和法学家为主）以法治为核心话语，结合人权、民主，塑造了一个封闭自足的合法性体系，这与中国特定政治发展阶段的首要规定性（党的领导）之间发生了规范性的对立。这种对立结构衍生出中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一系列特有现象：如司法改革问题上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民主化”之争（背后是意识形态之争，是两种合法性模式之争——“三个至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中国式司法伦理之下，法官不是只服从法律，还必须同时具备高度的党性与社会责任性）；北京律协直选事件；08宪章与二十年前的故事（想象的异邦与此在的家园的规范性冲突）。
这两个二元结构都是法治寄生性的基本原因。但更重要的追问还应该延伸至：法学对本民族传统与历史的接受性？制度真的是自由选择的吗？历史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正当的强制——历史同时生成力量和规范？冯象强调法治和法学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或‘普世价值’……才能触及历史真理，即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但是将法学史学化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吗？在历史事实与规范价值之间，作为中介的历史实践应该具备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都值得研习制度之学的我辈深思。
2、工具性：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同时继承其专政职能（从“反革命罪”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对付群体性事件的刑法与行政法手段）。1997年的“法治国家”受到后来新的提法的修正（三结合），法治并没有从工具性地位转变成目的性地位。法治作为工具具有存在的脆弱性：功能性存在，不能进行正当性的自我证成，随时可以被闲置、弱化或部分替代。我们可以回想工具之法的极端：古代的法家，富强逻辑（奖励耕战，一统天下），诉诸利害而非信仰，法律过分技术化而僵化（商鞅流亡经历；陈胜、吴广起义背景），民众趋利避害而无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