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创立中国的判例制度
中国必须实施判例制度，这一点在理论界认识基本一致，但实施何种判例制度，存在不同意见。一个意见是将判例作为第二法源，实行法、德、日等国的判例制度，另一种意见是否认判例的法源性，认为判例不应有法律的拘束力，实际就是主张实行现在的案例制度[10]。否认判例的法源性，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认为判例法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适合。认为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宪法明确规定法是中国当代唯一的法源[11]。二是认为先例拘束力原则在适用中容易造成法律的僵化，判例的拘束性规范狭窄，缺乏伸缩性[12]。三是认为判例法有许多固有的缺点：（1）判例法是由法官创造的，是不民主的，而制定法可能是比较民主的。（2）判例法是在适用时创立的，溯及既往，而制定法是适用未来的法律。（3）判例法以个案为基础，具有片面性，制定法一般是以总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针对的是一般情况。（4）判例法不像制定法那样以精确的语言来表达。（5）判例法是由一个或几个法官作出的，而制定法是经集体调研、审慎考虑制定的。（6）判例法相当复杂，诉讼既费时又费钱。[13]这些意见虽不无道理，但总的看是片面的。中国
宪法虽指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但人民法院创制案例属司法解释，我国宪法不仅没有否认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且从广义上说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就包括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当然无权制定基本的法律，但对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作出实施细则的规定，就疑难问题作出解释、批复历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职责，包括后来通过和公布案例。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许多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法院都创制判例，中国的人民法院，也应有创制判例的权力。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限于对现有法律的解释，法院不能以法无规定拒绝审判民事案件，而审判此类案件，法院就只能找出新的规则，这样的判决从性质上说就是判例。判例法在国外曾经有过僵化的现象，那是机械法学所致，后来的动态法解释理论提倡纠正过时的判例，创制新判例，僵化的现象就随之消失了，况且在中国，主张实行判例法是作为成文法的补充，是使成文法更具体、详细，也不会存在适用狭窄、缺乏伸缩性的问题。至于判例法的一些缺点，由于处于第二法源的地位，有些就自然被成文法化解了。判例法虽由法官创造，也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诉讼中当事人及律师的辩论、法庭依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判决、判例需报经最高法院专门机构讨论通过，就是民主程序，是不同于最高立法机关立法的民主程序的。
判例的法发现问题不是溯及以往，而是以往的纠纷本该按此法解决，法官只是发现或找到了这一法规则，如同立法记载法规则一样，许多规则在之前早已适用于社会实际中。判例法以个案为基础，并不一定具有片面性，反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判例的法发现也可以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取决于法官的水平。一个判例的创造必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法官应预想到对社会的影响，应承担起创制判例的责任。判例多了比较复杂，容易出岔子，中国施行作为成文法补充的判例，不会像英美法那样存在大量的判例，中国实行判例制度，实行严格的认定、更改、撤销程序，不会造成当事人诉讼的不便，反而会更加有利于当事人及时诉讼，节省诉讼费用。总之，实行判例制度，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势在必行。
实行民事司法判例制度，以相应的民事法律的存在为前提。若十届全国人大能完成中国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中国的民法体系就达到完善，不管是否编撰民法典，中国的民法典在事实上就已经形成。这大约是2008年的事情。之后，面对相对稳定的中国民法体系，为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判例法的作用就将突显出来。中国应加快判例试点工作，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为最终形成判例制定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