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例的法创造就是确定了悬赏广告的定义及广告人应负给付报酬的义务。关于拾得人可否取得一定数额的报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中长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制定
民法通则时就因意见不统一，未予规定，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确立了在悬赏广告情况下，拾得人返还拾得物可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这一法律规则。此案，可作为制定民法典悬赏广告及拾得人可取得许诺报酬的依据。
（四）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
法学教育，应以基本理论教学为主，但应随之以判例教学。在日本，除了民法讲义之外，还设有民法判例演习课，且有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但多不单独设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有案例教材，也有全国统编的案例教材。将来随着判例制度的确立，应设判例研究课程。基本理论教学侧重于理论与法律的一般规定，判例研究课程侧重于实例及司法审判中法的发展，当然，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法学教学，不只是让学生掌握法学知识，还应培养学生对法院判决的预见能力，后者必须通过判例教学来完成。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曾说：“学习法律的最佳方法是，先读一本简明的教科书，期能通盘初步了解该法律（如《民法总则》）的体系结构及基本概念。其后再以实例作为出发点，研读各家教科书、专题研究、论文及判例评析等，作成解题的报告。在图书馆，经常可以看到同学们抱着一本厚重的教科书，反复阅读，口中念念有词，或画红线，或画蓝线，书本上琳琅满目。此种学习法律的效果，甚属有限，因为缺少一个具体的问题，引导着你去分析法律的规定、去整理判例学说、去触发思考、去创造灵感！”[9]
判例来自于实际，它反映的事实真实可靠，不同于教学中的一般举例，尤其不同于那些想象出的例子，后者可能不合逻辑，脱离实际。比如，自学考试起初由各省出题，某省的一个考题是，一辆运送新兵的汽车在山路下坡时方向盘失灵，路的一侧是山涧，另一侧路边靠山坡有两个小学生。由于是拐弯处，如不采取措施，汽车直行，就会掉入山涧，为保护许多新兵的生命，司机猛一打方向盘，汽车撞向山坡，将两个小学生撞死，问司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题的本意是让学生回答这是紧急避险，许多学生也这样回答了。但此案是想象出的，不是实际案例，因为既然方向盘失灵了，怎么打了一下就转向山坡了，怎么又灵了，这就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不是事实。还有，对生命损害，是否可以像财产那样适用紧急避险，用两个小学生的生命换取一些成年人的生命，是否违反保护儿童利益的原则，恐怕难以说清楚。真要发生这样的事，民法上还是要按损害赔偿处理，不会依紧急避险让受益人赔。所以，表面上符合紧急避险要件，实际上是侵权行为，司机的所在部队应赔偿，适用
民法通则关于国家赔偿的规定。这个问题我们不多研究，因为它是假事。判例教学，就不会发生上述困扰。
判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事实认定能力。法律的适用以认定事实为基础，而事实认定既是事实问题，又是法律问题。许多案件纷繁复杂，如何准确认定事实，需要有很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判例反映的事实，是经过谨慎分析、提炼概括的，读判例，可以逐渐形成和提高对事实的认定水平。对民事案件，又依举证责任认定事实，有的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因不能举证，法院也不能认定。因此，事实认定与事实不一定一致。比如，你借我1000元钱，完全基于信任，没打借条，也无证人，后来我抵赖，你告到法院，没有证据，我不认，法院不能认定这个事实，法院不是认定没借，而是认定你说的空口无凭，不足采信，你就要承担不能举证的后果。也可能是有书面合同，打了借条，我还你钱的时候对你太信任了，让你自己毁掉借条，你没毁，事后我们关系不好，你拿借条再跟我要1000，告到法院，我说还了，但无证据，你有证据，法院就认定我欠1000，我还得还，这个认定的事实就与事实不符，但没办法，我就要承担不要回借条的后果。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违反诚信的人会受到良心谴责，失信的人，人们不愿借给他钱，也不愿向他借钱，他难以在社会上生存，但在个案中拿他没办法。现在有测谎机，说谎的人心跳快，但没说谎的人因气愤也可能心跳快，可能测不准，还得靠举证责任解决。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依举证责任认定事实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