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促进法律完善
法律一经公布实施，其条文是固定的，法律依据判决维护其活跃的生命力，特别是对法律的模糊规定，往往是通过判例具体化。如前述
民法通则第
126条规定的“建筑物及其它设施”致人损害，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其中，“建筑物”好认定“，其它设施”就很模糊，有的可根据一般经验作出解释，有的则须通过判例加以认定。比如，路灯依一般经验属其它设施，路旁的广告牌也属其它设施，无须判例认定。但护路树是有生物，与我们一般理解的非生物属其它设施不同，那么，树枝折断伤人，算不算“其它设施”，判例从法律意义上加以认定，这就使法条在实施中增加了新的含义，是扩大解释，增强了法律的生命力。因此，审判的运动就是法的运动。另一方面，判例往往又是修改或者制定法律的基础。这主要是指那些具有漏洞补充意义的判例，这些判例确定的判旨，就是未来法律条文的雏形。如前述护路树的判例，不仅增强了
民法通则第
126条的生命力，也是制定民法典相关条文的基础，比如民法典草案就树枝折断责任的条文，就是来自于护路树的判例（当然，条文没有限于护路树，规定过宽，不甚妥当）。还有武汉市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判例，确认了因情事变更解除合同的判旨，成为
合同法起草情事变更条文的依据。但情事变更的后果，不只是解除合同，或者说首先不再是解除合同，而是变更合同，变更合同的前提是有一方当事人提出再交涉，我们国家就没有出现变更、再交涉的典型案例，因此，在全国人大审议时，就提不出更确切的案例。这样的判例国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创设。如果我们创设了各种情事变更的典型案例，在人大会议上一介绍，情事变更的条文就不致于取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界应继续努力的工作。当然，用国外的判例也可以说明。
再如案例《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8]，其中案件事实为：1993年4月5日、6日、7日，失包人朱晋华在天津市《今晚报》和《天津日报》刊登寻包启事，声称自己于1993年3月30日中午在天津市和平区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将一公文包遗忘在座位上，内有汽车提货单及附加费本，表示对拾得人送还后“重谢”和“必有重谢”。公文包被看同场电影的坐在后几排的李珉发现捡起，并与同去看电影的原同学王家平在现场等候良久，未见失主来寻，便委托王家平保管。朱晋华所遗公文包中的汽车提货单面值80余万人民币，系其朋友李绍华委托其代办汽车提货手续。4月12日，李绍华得知失包后在《今晚报》刊登同样启事，声明：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元。当晚，李珉得知此启事后告知王家平并委托其与李绍华联系。次日，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接，但在支付酬金上发生争执。李珉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朱某、李某支付15000元。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1993）和民初字第440号民事判决，认定李珉应将拾得物归还原主，但李珉未能依提货单及其它物品线索寻找遗失人或财物所属单位，反而在家等待“寻包启事”许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的酬金，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李珉不服，上诉至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旨为：一审法院认定朱、李二人“寻包启事”中的付酬承诺意思表示不真实，缺乏充分依据。悬赏广告，系广告人以广告的方法，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行为。只要行为人依法完成了所指定的行为，广告人即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因此，经调解，朱、李二人一次性给付李珉人民币8000元。判旨理由是：朱、李二人的广告为悬赏广告；李某表示“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元，是要约，李珉在1周内送还公文包是承诺；依
民法通则第
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朱、李负有给付广告中许诺的报酬的义务；李某辩称给付报酬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事后反悔，违背
民法通则第
4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