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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关于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何者是第一位、何者是第二位，何者是本源、何者是派生，何者是本位、何者是从属的问题，也是我们普通中国人历来比较模糊的一个问题。一般而言，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两类：一类关系是以公民权利为第一位、政府权力为第二位，公民权利是生而就有的、是本源，而政府权力不是生而就有的而是由公民权利派生的。公民出于管理和组织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例如外交、国防和治安——的需要，自愿让渡和委托部分权利给政府，从而形成政府的公共权力。因此，政府权力是派生和从属于公民权利的，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而公民权利是主导和处于本位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权利本位”。另一类关系则是以政府权力为第一位、公民权利为第二位，政府权力是主导和本源，而公民权利不是生而就有的而是由政府权力赋予的、公民权利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封建专制年代，臣子犯错甚至连死的权利也没有，而要由皇帝来“赐死”，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要“谢恩”。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熟知的“官本位”。无论是权利本位还是官本位，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所代表的资源和利益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常数。因为无论这个国家或社会多么大，其人口和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在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所代表的资源和利益总体上是一定的情况下，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就表现出一种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反比关系。公民权利越大，则政府权力越小；反之，公民权利越小，则政府权力越大。在权利本位的情况下，对公民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则为自由”，因为公民首先是自由的，除非法律限制其自由；对政府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则为禁止”，因为政府首先是不自由的，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公民的同意、委托和让与，来自法律的授予，否则就是政府不得做的。在官本位的情况下，对公民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则为禁止”，因为公民首先是不自由的、是没有权利的，除非法律授予或赋予其权利，否则就是其不得做的；对政府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则为自由”，因为政府首先是自由的、是不受限制和控制的，政府的所有权力往往是通过革命和流血夺取来的，无须公民的同意、委托和法律的授予，某种意义上，政府本身就是法律。这种权利本位和官本位的差异，实际上也就是东方和西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能实行有效的责任政府制度而东方的古老中国则缺乏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制度的深层次上的原因。从权利本位的立场出发，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和政府权力的委托人，自然享有了解、知悉和监督政府运作情况的权利；而政府作为公民权利的代理人和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自然负有将其所掌握的情况报告给公民并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从官本位的立场出发，因为公民权利来自政府的赋予，政府官僚无须对公民负责，公民是否享有一些权利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僚是否格外开恩，自然，政府也不负有将其所掌握的情况报告给公民并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我们中国是个官本位传统十分深厚和悠久的社会。只要睁眼看看我们的现实社会，对此就会有切肤之痛。例如，我们中国人习惯以“科长、处长、局长”这种表明官职身份的用语来称呼人，这种称呼隐含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女士、先生、小姐”这种西方人习惯称呼则凸显出人与人的平等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