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房屋典权则为我国台湾民法和大陆习惯法所认可，除此之外，在我国台湾和大陆的《物权法》中不存在其他类型的建筑物用益物权。
第七，基于（1）土地与建筑物的适度分离；（2）规定物权和用益物权；（3）出现一定的建筑物用益物权类型，均是经济、社会、法律互动发展的需要和趋势，由此进一步的结论是，（4）在奉行土地与建筑物相分离观念的国家，其法律中则应有更多的建筑物用益物权类型，而不是相反。否则，二元主义的立法毫无实质意义。但令人惊讶的是，实际情况与这个似乎水到渠成的结论恰恰背道而驰。详言之，日本、我国台湾和大陆都认可房地分离，但建筑物上的用益物权极少，只有一种——成为上述结论的反面经验。而在罗马法和德国法的立法、学说中，虽然最初局限于建筑物属于土地成分的一元主义观念，但后来逐渐发展出了多种建筑物用益物权类型——成为上述结论的正面经验，原来的一元主义观念也受到了修正和完善。至少就中国大陆而言，虽然在立法观念上建筑物可以相对独立于土地，但现实中却是更多地表现为建筑物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不重视提供多元化的建筑物利用方式，未充分认识到建筑物用益物权的制度价值。当前我国人们对建筑物的所有和利用有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建筑物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充分的彰显，并提供一定的建筑物用益物权类型以供选择。
三、建筑物用益物权的应然体系建构之思路
在我国《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建构用益物权体系所应当着重考虑的原则、因素、问题或标准。有的学者认为，建立用益物权制定应符合如下的基本原则：（1）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原则；（2）适应我国现实状况与时代发展需要的原则；（3）科学地借鉴国外用益物权立法经验的原则；（4）讲究用益物权立法技术的原则，即概念上应有确定性，名称上应有唯一性，种类上应有区别性，体系上应有系统性。有的学者认为，建构我国用益物权体系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有：（1）适应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2）体现我国现有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定；（3）反映我国优良文化传统；（4）借鉴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5）讲究立法技术，即在用益物权形态的名称上应当是明确的、唯一的，在用益物权的种类上应当有其系统性，在用益物权的种类上应区分民法上物权和特别法上物权。还有的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体系的内在要求为：概念使用应当具有明确性，种类界定应当具有概括性，制度选择应当具有前瞻性，内容规定应当具有本土性，立法设计应当具有层次性。因此建构我国用益物权体系应坚持如下指导思想：（1）考虑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2）体现现行法的有益规定并对相关制度加以整理；（3）吸收我国优良的传统法律文化；（4）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