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立法局面是，我国《物权法》最终未能确立居住权和典权这两种用益物权。这种局面让笔者警觉起来，因为我国《物权法》上现有四种用益物权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无疑是只存在于土地之上的；国外的地役权，通过法律明文规定或学说解释，其既可适用于土地，也可适用于建筑物之上，但是我国理论上通常采取建筑物与土地的二元主义（例如《物权法》第88条），所以，地役权在解释上也只能存在于土地之上。由此，核心的问题或矛盾就是，我国《物权法》中包括地役权在内的全部的用益物权类型只针对土地，难道建筑物在用益物权法上毫无一席之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对于居住权、典权立法之争，不能仅仅就事论事，除了在居住权、典权制度本身进行内在性的逐一审视，还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法律体系的框架之中来思考，从总体上得出一些宏观的认识。由此，在居住权、典权立法之争的更高层次，我们发现了土地用益物权和建筑物用益物权的制度价值问题。
同时，在我国关于不动产的物权法理论研究中，就土地的法律研究相对而言较为丰富。但对于另外一种重要的不动产建筑物，除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研究较为深入，学者们对建筑物之上的用益物权问题研究并不充分，只有少量的研究成果。
结合物权立法和理论研究现状，事实上很容易导致“用益物权法=不动产法=土地法”的认识。而进一步结合《物权法》第117、121条对动产用益物权的肯定以及建筑物与土地的二元主义，我们不能不对“用益物权法=不动产法=土地法”这一等式内在的逻辑机理和规范意义产生怀疑。故有必要在用益物权的体系框架中，从建筑物这一客体或对象着手，展开体系化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