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尊重民众知情权的问题日益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信息公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制度上，均有所推进。1988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宣告：“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以执政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人民的知情权，并且对党政领导机关公开信息作出了庄严承诺。90年代以后，推行政务公开提上了议事日程。1996年中共中央纪委明确提出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1997年中纪委再次提出要继续推行政务公开制度。此后，政务公开逐步进入推广阶段。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对推行政务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十五大报告指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信息时代与政府公开制度研究”课题组，就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对乡（镇）政务公开做出部署，对县（市）级以上政务公开提出了要求。中共十六大明确要求“要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2002年7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起草成文。草案共7章、42条，包括了条例条文、理由、说明、背景以及面临的立法难题等项。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把行政决策、行政管理和政府信息的公开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2005年3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重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对各类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之外，都要如实公开。随着2007年4月国务院第492号令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和相继实施，标志着我国正式走进“阳光政府”新时代，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进程（详见下图：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进程［2］）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2．2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特点评析
如上图所示，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从最初的政务公开到《条例》的出台，经历了十年的漫长进程。从这漫长的立法进程和出台的立法成果即《条例》，不难透视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以下主要特点：
2．2．1从单项信息公开到整体信息公开
在我国，初期的政务信息公开只是散见于各个法律文件之中。如1988年制定、1995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县、乡两级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公告；1989年《城市规划法》规定，城市规划经批准后，城市政府应当公布；同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这些不仅个别、零星，而且体现了一种观念，即只有已经规定准许公开的信息才能公开，没有见诸规定的就可以不公开。在规定要公开的内容中，公开的主要是行政行为的结果，决策和行为过程一般不公开；多数属于已经成文的普遍性的规范、程序和办事制度，履行职责中产生和掌握的信息公开不够；政府公开的层级比较低，高层级政府信息公开不够；有些信息向相对人公开较多，向社会公开不够；等等都反映了早期立法的不成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没有像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明文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却从两方面保证和体现了这一原则，一方面条例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基本要求和公开的内容，也规定了各级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重点，还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公开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规定了政府公开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不能公开，除此之外，都可以公开。这也就是从以前“法无准许即禁止”变为“法无禁止即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