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张光博的一贯坦荡，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间接证明。
三、“愿意听到任何声音”
1999年5月，张光博先生出版了没有书号的论文集——《法、人权和国权问题讨论集》，在文集的前言中，他说：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是为了征求意见而印发的，“愿意听到任何声音，并予以认真考虑。”“本人认为，双方意见直陈，文各有主，比自定标准，各放各的‘枪’，互不‘交火’也要好。”这些话可以作为张光博先生不是被刘大生气死的直接证据之一，也可以成为2006年在电话中对刘大生的批评意见表示感谢的间接证据。
这样的证据还有许多。
四、“你的文章不能发给与会学者”
1998年5月初，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笔者带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的打印稿到北大法学院开会。大概是5月3日上午9点左右，笔者赶到法学院会场，将论文交给会务人员。半小时后，会务人员对笔者说：“你的文章不能发给与会学者。”“为什么？”“你的文章点名太多，批评太多，他们就在会场上，我们怎么能？……”
我的文章中的确提到好几个北大教师和校友的名字，那基本上是为了赞扬，而不是为了贬低。然而，这样的以赞扬为主的评论文字也不能为北大法学院所容。就算是帝王，大臣们上个折子，善意的批评几句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刘大生就不能给北大法学院上个折子批评几句？难道北大法学院比皇帝还要皇帝？一句批评的话都不愿听取？北大不是以自由民主、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自我标榜的吗？为什么连一篇小小的评论文章也容纳不下？
十年多来，笔者有许许多多的文章被删除、结扎或者屏蔽，但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从来没有被删除、结扎、屏蔽过，复印、转贴、下载这篇文章的人不计其数，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这些事实说明，这篇文章是一篇没有任何政治忌讳的文章。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却不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所容。这绝不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北大自身的胸怀问题。
北大的胸怀有多大呢？大概也就是未名湖那么大吧！小小的未名湖怎能接纳得了像长江、黄河一样气势磅礴的文章！
如果说北大的胸怀有未名湖那么大的话，那么张光博的胸怀至少有大连边上的渤海那么大。尽管未名湖很干净、很美丽，尽管渤海已经被周边的城市污染，但是，两者的气度永远不能同日而语。在渤海面前，未名湖不过是个小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