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教科书体例的逻辑结构是不平衡的。首先，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按照传统物权理论，所有权是自物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属于他物权，是他物权的下位概念。既然如此，就不能将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与所有权并列，除非把所有权解释为自物权的下位概念。其次，将占有与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并列就更不具逻辑性。在传统物权理论，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里面都没有占有的位置，只得另成一块。但占有既非物权，何以能与三种物权并列？在逻辑上是什么关系？占有是作为权利还是作为事实？传统物权理论没有回答这些，也回答不了这些。最后，将所谓的“担保物权”放在物权法中不仅不合逻辑，而且近乎荒唐。例如，所谓“权利质押”中的知识产权，其客体不是物而是知识，为何能将其放在物权中？为何不将其称之为“担保知识产权”？定金担保中的金钱，传统物权理论也承认其是物，为何不将其放在“担保物权”中？所谓担保物权真的具有直接支配物的属性？传统物权理论从来不解释这些。因此，沿用了物权法教科书体例的《物权法》逻辑上很不协调。
《物权法》逻辑结构的不平衡，对《物权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大陆法系的民法和物权法一直以逻辑体系严谨而著称，承继德国法的《物权法》却不讲逻辑，这让人难以理解；更为严重的是，传统教科书体例的物权法本质上是一个所有权法，《物权法》仍仿效这一体例，就部分消解了其功能和价值。
2.物权客体没有作符合现代生活的定义
德国民法典之所以将物定义为有体物，除受当时社会生活状况影响外，主要出于逻辑上的考虑。有体物、无体物的划分，却使“权利之物权”的怪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德国人讲究逻辑的严谨，断然将无体物排斥于物权客体之外，杜绝了“权利之物权”的可能。立法上的武断可以回避逻辑上的混乱，但却解决不了生活中的矛盾。当某一股东持有一张公司的股票时，这个股东拥有的是物权还是债权？这一权利凭证显然不能算有体物，如果说是债权，又如何解释“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5]？况且，德国虽然在物权法内将物限定为有体物，但在债权法及民事诉讼法中，物又扩展到无体物，称为广义之物。由此看来，德国人清晰的逻辑思维中也有过于僵化和绝对的一面。
《物权法》虽然从现实生活出发拒绝以有体物定义物权客体，但第二条第2款后半段又画蛇添足地规定“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这就将一直受到诟病的权利作为物权的客体仍原封不动地保留。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罗马法对物的表述。有体物与无体物的分类已使传统物权法陷入困境，与其如此，倒不如抛弃这一分类，将物权客体的定义由存在方式表述转向抽象概括表述，即物，是一种既存的确定的财产利益。这不过是换一个角度来处理物权的客体，而物权法因有体物、无体物而生的困扰和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并能为物权法的现代化和作为财产基本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