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雨果对朗特纳克火中救人，由魔鬼变天使的描写带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化痕迹，那么他对西穆尔丹开枪自杀的悲情结局还是具有充分依据的，西穆尔丹虽然表面冰冷，但他天性仁慈，这从他给病人吸脓便可以看出，残酷的革命战争的洗礼，虽然冻结了他的感情，但他对自己的学生加战友的戈万，一直关爱有加，他虽然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方式来审视和塑造自己，其人格修养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但对戈万却百般呵护，为了拯救戈万，他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住敌人的军刀，戈万多次放走敌人，他都给予了必要的宽容，虽然多次对他提出警告与规劝，但并没有将他绳之以法，在围剿朗特纳克的战斗中，他始终守护在戈万的身边，为了避免伤及无辜，他甚至提出用自己交换朗特纳克，直到戈万私自放走狱中的死刑犯朗特纳克，其徇情枉法已达到罪无可赦的程度，他才不得不判处戈万死刑，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九三年》中，雨果通过西穆尔丹，对革命政府的行为作出了积极的、客观的评价，在肯定大革命价值的同时，也对雅各宾党“以恶制恶”的极端行为进行了哲理的批判，他认为西穆尔丹是崇高的，“但他是在孤立中、在崎岖中、在冰冷的疏远中表现崇高，在四周的悬崖峭壁中表现的崇高。”西穆尔丹以悲剧落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预示着雅各宾党将来的命运。
三、对“两个绝对”的法理扬弃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对九三年大革命的观察是独具慧眼的，一方面，他通过阶级斗争的残酷性的描写，展现了大革命激烈而壮观的场面，肯定了大革命的价值，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他认为，在国民公会的酿酒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另一方面，他对雅各宾党短命的原因也进行了人道上的哲理沉思和拷问，他认为，雅各宾党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实行“以爱制恶”的政策，以致滥杀无辜，多行不义而自毙。其观点集中体现在“两个绝对”上，即“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对雅各宾党“以恶制恶”的极端政策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在批判一个极端的同时，又把自己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把革命与人道人为地割裂开来，把它们当作两条互不相融的平行线，这不能不说是个错误。首先，真理作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为前提的，就“以恶制恶”的政策而言，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以恶制恶是必要的，特别是对朗特纳克这样的恶魔，尤其必要。但对修道院的修女和老教士也赶尽杀绝就有些不近人道了，特别是战争结束，进入巩固政权阶段以后，继续实行恐怖政策，无异于自绝。据有关资料考证，一七九四年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雅各宾党执政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和沉船等方式，一次处决几百人，雅各宾党左派领袖阿贝尔和右派领袖丹东，因与罗伯斯庇尔政见不合，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边罗伯斯比庇尔自己也被反对党送上了断头台。雅各宾党垮台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一味实行走直线的恐怖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再以戈万所崇尚的以爱制恶而言，在战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对一般人实行赦免，可能会给共和国增加一些朋友，但对朗特纳克这类心狠手辣且顽固不化的魔头实行赦免，只能为共和国增加更多的敌人，甚至会断送共和国，所谓魔鬼变天使，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即使他偶尔良心发现放过了自己原想置于死地的三个小孩，最好的处理办法莫过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授予他一枚勋章，然后将他处死。其次，革命与人道是应该且可以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对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洗涤和否定，不砸烂等级森严的封建君主制桎梏，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无从谈起，在社会变革的紧要关头，对罪恶的封建势力讲人道，就是对人民的不人道，同时也是对新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否定。同样，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人道主义，而不是制造新的恐怖，一个革命党，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如果又制定出种种法律来与自然的法则相对抗，并用死亡的恐怖武装起这些法律，这不仅是一种自负，而且是一种邪恶，与革命的宗旨也是格格不入的。由此可见，革命是实现人道的手段，人道是革命目的，他们就象人的外形与人的肉体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包容关系，而不是格格不入的平行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