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诉讼活动的有偿性。由于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支出的诉讼成本较高，国家规定司法机关在受理这类案件时必须向当事人收取一定费用。主要包括诉讼费、执行费、再审费、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支出其它诉讼费用和实际支出费用。这些费用原则上由承担法律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但在裁判和执行前必须由原告或申请人预交。各种费用对有些当事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法律有规定，当事人经济特别困难的上述费用可以实行减、缓、免，但实际操作程序复杂。因此，司法实践中，还是有许多当事人由于交不起各种费用而打不起官司。明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但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司法救济的机会。
（4）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国家为了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对诉讼程序作了严格而又繁琐的规定。仅以民事诉讼为例：当事人起诉后必须经过立案审查，预交诉讼费，通知当事人答辩，庭前交换证据或举行听证会，通知开庭，开庭，调解，宣判，送达，上诉或申诉，申请执行等。如果案件需要再审、重审、审计、评估、鉴定或法院内部请示等，其过程更复杂。因此，往往一个案件中，当事人要耗费大量财力精力，有时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终结。由于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未能得到及时保护，即使最终裁判是公正的，权利人仍感到不满意。但从司法程序上看，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5）裁判公正的相对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司法机关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审判质量，这为司法机关公正裁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任何裁判公正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司法裁判公正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它与社会意义上的公正有很大的距离。
（6）权利实现的有限性。公正的裁判并不能最终保证权利人的合法权利绝对得到实现。这是因为权利的实现需要相对权利人的自动履行和其有无实际履行能力。司法实践中，许多负有法定义务的当事人法律意识较差，不能自动履行生效判决。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后，有的当事人还逃避执行，长期下落不明；有的当事人隐藏、转移财产，而申请人又提供不出被执行人的下落和财产线索，人民法院采取相关措施后，仍查找不到被执行人和其财产，案件不得不依法中止终结，这样，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就得不到实现。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当事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如刑事犯罪中的杀人案件，一般被告都比较困难，被判死刑后，对民事赔偿义务根本没有履行能力。[3]
3、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
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统一完整的立法。仅限于民事、行政诉讼，应将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内容囊括到司法救助制度中来，制定统一的司法救助法。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的内容；虽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非实体法的权利内容规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目前的情况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待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后可纳入该体系。第二，司法救助的规定救助范围过于狭窄，采取的是列举式，很难穷尽。还有相当一部分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不起官司却又无法依法得到救助。第三，司法救助的具体方式还仅限于诉讼费用方面，需要予以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