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宪法学中，同样出现了主张超越宪法文本和法院对宪法的解释的“整全主义”宪法研究进路。这种研究进路以阿克曼为代表，主张抛弃传统的法律职业叙事，认为“不仅要关注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还要关注总统和国会对宪法的解释，关注法院、国会和总统这三个机构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另外，必须在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法律人之间建立起桥梁，以便求得对美国宪法的整全主义理解。”[10]而桑斯坦也认为必须经常诉诸宪法文本之后的“背景规范”，以此寻求正确的宪法解释和宪法裁判。桑斯坦认为：“法规文本是出发点，但它只是因为赋予其内容的语境和背景规范才变得可以理解。通常，语境是不成问题的，规范之被人认同、没有争议的程度，足以使那文本本身就显得是诠释的充分基础。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文本，连同那些规范，将产生模棱两可、意义太宽或者意义太窄；在这些情况下，法院必须向别处求助。各种各样语境性考虑——包括立法史，法规目的，以及这种或哪种观点的实践上合情合理的程度——在这些情境下可以提供相当大的帮助。但是历史本身也可能是含义模糊的——或者是一个不具代表性的、自私自利的团体的作品，而对一个多成员团体的目的进行刻画的这个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将导致意义模糊、缺口、意义太宽、意义太窄这些熟悉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法院常常必须求助于明显的或有争议的背景规范。” [11]
强调宪法与政治的沟通的理由在于：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和正义观来自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判断，是政治本身决定了作为宪法学出发点的宪法文本，而宪法在运行中也时刻与其规制的现实政治发生着互动。忽略宪法背后的政治，迷信法律解释的方法，以为依靠法律概念、逻辑和三段论就能够解决宪法问题，这样的思维只好用自言自语、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乃至装腔作势来形容。失去政治视野、缺乏政治学素养的宪法研习者只是目光如豆的“法匠”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