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公用征收立法的思考
傅思明
【摘要】财产权是一项重要的
宪法权利，同时也是其他权利行使的基础。我国《
宪法》和《
物权法》已经在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是，内容的高度抽象性，使其必然在公用征收的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因而亟须对公用征收进行具体立法，在
宪法基础上构建具体的公用征收制度，为保护公民自身合法利益，规范政府公用征收的权力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财产权；公用征收；公共利益；征收立法
【全文】
任何一个国家要满足公共利益，其途径主要靠征收和征用。依据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概言之，征收乃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合法侵害，而且这种侵害应给予补偿。在崇尚私权神圣的现代西方国家，作为与私权保护相冲突的征收法律制度，各国都普遍予以认可。
虽然我国2004年的《
宪法修正案》和《
物权法》对公用征收制度作出了基础性的规定[1]，但是这些规定大多是宣示性的，有关征收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征收的对象、范围，补偿的标准、程序、方式，还缺乏统一的立法。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实现对
宪法上相关制度的承接、充实、发展和细化。为达此目的，我国公用征收立法必须完成以下五项任务：一是确定公用征收的主体；二是确定公共利益的界限；三是确定补偿原则和范围；四是确定公用征收的程序；五是回收权制度。
一、确定公用征收主体
根据
宪法规定，只有国家才有征收的权力，其他任何组织、团体均无此权利。由于国家是领土、居民与主权的结合，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主体，因而，国家的征收行为实际上是由政府来行使的。因此，征收立法必须明确政府的公用征收主体性，规定各级政府和部门公用征收的权力和责任。
（一）明确公用征收的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征收立法应明确规定公用征收的决定由哪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然后根据征收的对象及其补偿由具体的政府部门实施，实行权责一致、责任到人。只有明确公用征收的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才能避免政府各部门之间推诿责任，损害被征收人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