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构成与配置
张辉
【摘要】宏观经济调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阶段产生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它由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三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具体权力构成。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的主体是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我国有必要建立特别宏观经济调控行政诉讼制度，将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为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的主体，以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会议制”机关难以对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的行使进行日常性监督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法；宏观经济调控；权力
【全文】
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宏观调控法[1]的核心范畴，因为，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制度都是围绕着宏观经济调控权的产生、运行、控制等问题而展开的。但是，当前经济法学界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权的认识存在一定分歧，尚未形成共识。鉴于此，本文拟在简略梳理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调控权的界定、特征、构成、配置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宏观经济调控权的界定 根据国家调节说，[2]国家经济调节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阶段，随着国家职能的发展——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国家权力。它是国家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进行干预、参与和促导，以排除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中的障碍，并积极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朝着国家意志所希望的方向和轨道运行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主要是一种权衡、确认和保障社会经济利益以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利益之力，它的产生在形式上直接来自于法律的明确授权。在一般的意义上，该权力的产生与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一样都是根源于公民的权利的，但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它与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产生的根源有所不同，其得以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经济利益以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利益。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国家经济调节权可以认为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新型国家权力。[3] 一般来说，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导致国家经济调节得以产生的市场调节之固有缺陷，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即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以及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4]针对市场调节固有缺陷的这三种基本类型，国家经济调节亦有三种基本方式，即市场强行干预规制、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宏观经济调控[5]。因此，如果根据国家经济调节的基本方式进行分类，那么国家经济调节权也可以分为三种具体权力形态，即市场强行干预规制权、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权、宏观经济调控权。所谓市场强行干预规制权，是一国有关专门国家机关对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及不正当竞争和其它不公平交易行为进行强行干预规制，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所谓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权，则是一国有关专门国家机关参与经济活动，直接投资经营国有企业或从事其它商业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至于宏观经济调控权，学者们虽然都认为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权力”，但是对于这一权力的界定却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权是有关国家机关基于“市场失灵”对宏观经济加以干预的权力。[6]有的学者则提出，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7]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它们均未直接阐明宏观经济调控权主体的层次，很有可能使人对宏观经济调控权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另一方面，这两种观点中的某些表述也存在着一些逻辑上的问题。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其似乎没有将宏观经济调控权与市场强行干预规制权予以区别。通常来说，“国家干预”一词始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从“自由放任”向“国家介入调节”转变的初期。当时，国家介入社会经济进行调节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就是强制性地反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由于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国家经济调节方式，所以这一方式最初即被人们称之为“国家干预”。换言之，“国家干预”一词最初的含义主要就是市场强行干预规制，并不包括后来产生的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不宜将宏观经济调控权界定为，有关国家机关基于“市场失灵”对宏观经济加以干预的权力。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其在阐释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时，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三者并列，在逻辑上有失严谨。根据法治主义的原则，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任何一种手段都应当是一种法律手段，不应当存在法律手段之外的其他手段。在阐释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时，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三者并列，有可能让人产生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是法律之外其他手段的误识。另外，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也不是按照同一标准划分的两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二者也不适合并列表述。因此，将宏观经济调控权界定为，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也未必恰当。要准确界定宏观经济调控权，首先，有必要根据经济学意义上宏观经济的范围，阐明宏观经济调控权主体的层次。对此，有学者曾经指出：“根据目前的认识，人们一般认为，尽管在现实中‘宏观调控’一词被泛化和滥用，但是它在经济学和法学上是有较为明晰的边界的，即宏观调控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总体立场上对宏观的经济运行所实施的调节和控制；宏观调控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应当是国家的最高政权机构，而不是基层的政权机构，否则就不能说是‘宏观’调控；因此，对于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界定：实施宏观调控的主体，不能是地方政权，而只能是国家的最高政权”。[8]其次，要准确界定宏观经济调控权，还有必要阐明该权力的本质属性，以及行使的对象和手段。正是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宏观经济调控权应当可以界定为，一国最高政权机构[9]综合运用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控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当然，这一宏观经济调控权的界定，仅仅是经济法学语境中的一种界定。根据国际调节说，[10]国际经济法语境中也有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权”——国际宏观经济调控权，它是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组织机构，综合运用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对区域性或全球性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控的一种国际经济调节权。这一国际经济法语境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权”，虽然与经济法语境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权存在着十分重要的联系，但是，它们毕竟不是同一种权力，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11] 二、宏观经济调控权的特征 由于对宏观经济调控权的界定不同，学者们对这一权力特征的归纳也很不相同：有的学者仅从宏观经济调控权与传统行政权的区别这一角度来阐述该权力的特征，认为其与传统行政权的区别主要在于：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主体不同、行使的目标、保护的法益不同。[12]有的学者则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权有六个方面的特征，即它是一种国家权力，具有专属性、法定性、双重性、目标确定性、社会公共性。[13]笔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权作为一国最高政权机构综合运用各种引导、促进的方式，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控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权是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宏观经济调控权仅仅是国家经济调节权的三种具体形态之一，其并不等于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全部，因为，“即从经济学界来说，宏观调控概念最初乃为经济学所使用，在经济学中，也少见将其等同于国家全部经济职能活动”。[14]当然，由于国家经济调节权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一种新型国家权力，因此，作为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具体权力形态之一的宏观经济调控权，也必然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新型国家权力形态。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存在着一种观点：宏观经济调控权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该权力是现代市场经济阶段传统行政权权能的一种扩展——宏观经济调控权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行政权。[15]此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宏观经济调控权与传统行政权在产生的基础、权力的性质、权力的主体、行使的方式、运行的作用、作用的领域、保护的法益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如果将其视为一种经济行政权，那么不仅会与行政法学的既存理论相冲突，而且还会极大地影响到行政法学既存理论内在逻辑的严密性。[16]对此，有学者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宏观调控权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权，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行政权膨胀的结果，因其产生基础、实施手段、行权目标等都与传统的行政权不尽相同，因而是一种新型的权力。”[17]当然，宏观经济调控权这一新型国家权力与传统国家权力——行政权，并非是两种截然分离的国家权力。通常来说，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权构成部份之一的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在权力性质上也可以归入传统国家权力——行政权的范畴。换言之，宏观经济调控权这一新型国家权力中也包含了传统国家权力——行政权（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的成份。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区别于市场强行干预规制权、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权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市场强行干预规制权，是一国有关专门国家机关对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及不正当竞争和其它不公平交易行为进行强行干预规制，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权，是一国有关专门国家机关参与经济活动，直接投资经营国有企业或从事其它商业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而宏观经济调控权，则是一国最高政权机构综合运用各种引导、促进的方式，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控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显而易见，这三种权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具体而言，人类社会之权力，乃权衡、确认和保障利益分配关系之力；并且其本身也是经由社会权衡、确认之力。[18]凡具体之力皆有大小、方向、作用点三要素，自然界各种自然之力如此，人类社会之权力亦不例外。国家经济调节权这一国家权力在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控时，其三种具体权力形态，即市场强行干预规制权、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权、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大小、方向、作用点是不同的。例如，市场强行干预规制权在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时，它是居于社会各经济主体的“上方”，针对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及不正当竞争和其它不公平交易行为进行强行干预规制，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权在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时，它是参与到社会各经济主体“之中”， 直接投资经营国有企业或从事其它商业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而宏观经济调控权这一权力在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时，它却是在社会各经济主体的“前头指引、后面推动、旁边左右帮助”， 综合运用各种引导、促进的方式，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总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权与市场强行干预规制权、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权，虽然同属于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范畴，但是，它与后两种权力在权力主体、权力对象、权力行为、权力关系等方面并不相同。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权是区别于“地方经济调控权”——中观经济调控权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权。众所周知，“宏观经济”一词通常用来表示一个国家国民经济活动与运行的整体状态。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权中的“宏观”，应当是一国范围内的“宏观”,而一国范围内某一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方经济调控权”，是不能够称之为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因为，这一权力的行使虽然具有落实“宏观调控措施”的义务，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具有落实“宏观调控措施”义务的权力，并不能够等同于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本身。近年来，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权，有学者提出了“区域经济调控权”的概念。[19]但是，由于这一概念中的“区域”，主要是指区域经济学意义上“跨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区域经济”通常又是相对于“国民经济”而言的，所以，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权而言，一国范围内某一地方政权机构综合运用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对所辖行政区域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控的地方经济调控权，不宜称之为“区域经济调控权”，而应称之为中观经济调控权。当然，这里所说的中观经济调控权中的“中观”，并非是指“跨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而是泛指“宏观”以下各层次的行政区域。[20]对此，有学者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地方税收调节权、地方财政投资和支出的决策权，以及地方产业政策的决策权实际上是一种中观调控”。[21]应当指出的是，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权、中观经济调控权这两种权力而言，一国经济行政机关直接强制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内部控制、经营管理、市场退出等事项进行监管的权力，可以称之为“微观经济监管权”。但是，这一“微观经济监管权”属于“经济行政权”，并不属于“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经济调控权”的范畴。 三、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构成 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构成，不同的学者分别提出了“一构成”、“两构成”、“三构成”三种不同的观点。持“一构成”观点的学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权仅仅是一种决策权，而不包括其执行。[22]持 “两构成”观点的学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权是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一体的。[23]持 “三构成”观点的学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权是一种综合性的、由一系列权力构成的权力束，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24]这些观点之所以存在差异，其原因主要在于，学者们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权的界定不完全相同，并且讨论该权力的构成时的视角也有所不同。限于篇幅，在此对于这三种观点不作进一步评析，而仅仅从权力运行的角度，对这一权力的构成进行一些探讨。如果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过程的视角来看，宏观经济调控系统由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系统、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系统、宏观经济调控监督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而如果从宏观经济调控权运行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调控权也是由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三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具体权力所构成的。[25]这其中，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是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核心，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是宏观经济调控权的集中体现，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则是宏观经济调控权依法运行的基本保证。首先，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是一国最高政权机构中的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机关，对一国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控的一种战略决策权。该权力之所以是一种战略决策权，其原因在于：决策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在掌握大量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备选方案，并从中选择出作为人们行动纲领的最佳方案。一个组织的决策通常可以分为战略决策、管理决策、业务决策三个层次。战略决策是最高层次的一种决策，它是对涉及组织目标、战略规划的重大事项所进行的决策，主要涉及长期的、全局的问题。管理决策是中间层次的一种决策，它是为了贯彻战略决策，对组织拥有的人、财、物等资源进行调动或改变其结构的决策活动，具有中期性与战术性的特点。业务决策是一种基础层次的决策，它是在原有管理水平的基础上，为提高业务效率的一种决策，其属于处理日常业务的具体决策活动，具有短期性与日常性的特点。[26]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是对一国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控的一种决策，涉及一国的组织目标——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以及战略规划——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重大事项，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因此，这种决策应当属于战略决策的范畴，而这种决策的权力，即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也应当属于一种战略决策权。其次，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是一国最高政权机构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机关，通过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一种战略执行权。该权力之所以是一种战略执行权，其原因在于：一个组织决策的执行通常也可以分为战略执行、管理执行、业务执行三个层次。如上所述，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属于一种战略决策，而对这一决策的执行——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显然属于战略执行层次的执行，并且这种执行的权力——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当然也就应属于战略执行权的范畴。应当指出的是，如果再进一步划分，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这一战略执行权本身也由管理决策权、管理执行权、管理监督权三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具体权力所构成；并且，其中的管理执行权，又是由业务决策权、业务执行权、业务监督权三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具体权力所构成的。但是，管理执行权和业务执行权，这两种“进一步划分出来的执行权”，与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这一战略决策权，并非是处于同一个层次的“执行权”，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再次，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是一国最高政权机构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机关，对宏观经济调控执行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一种战略执行监督权。[27]该权力之所以是一种战略执行监督权，其原因在于：一个组织的监督，通常同样也可以分为战略监督、管理监督、业务监督三个层次。既然宏观经济调控执行属于一种战略执行，那么对于这一战略执行进行监督，当然是一种战略监督层次的监督，并且这种监督的权力——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当然也应该属于一种战略监督权。当然，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中包含了管理监督权，并且与管理监督权处于同一层次的管理执行权中，还包含了业务监督权。但是，这两种“进一步划分出来的监督权”——管理监督权和业务监督权，与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这一战略监督权，并非是处于同一个层次的“监督权”，同样也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与“宏观经济调控权之外的监督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前者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权的范畴，是构成宏观经济调控权的三种具体权力之一；后者却属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权力[28]的范畴。现代市场经济阶段，虽然存在着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力的控制和利用，但是，在这一阶段，社会权力作为一种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权力，是能够极大地制衡国家权力，包括宏观经济调控权的。[29]社会权力对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制衡作用，一般包括“分权”、“参权”、“监权”三个方面。其中，“监权”是指社会权力对国家机关行使宏观经济调控权的监督——运用为社会所掌握或影响的舆论媒体，以及通过社会组织（压力集团）的游说，对国家机关施加压力，通过公民集体行使选举权、集体诉讼等方式，集中社会力量，从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外部对国家机关宏观经济调控权的行使进行监督。虽然，这种从国家权力的外部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的社会权力，是控制宏观经济调控权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然而，它毕竟不是一种刚性的权力，其对宏观经济调控权的控制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并且，其自身也存在着“控制失灵”和“消极控制”的可能性。 四、宏观经济调控权的配置 由于我国《
宪法》第
15条只作了宣示性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并没有从总体上规定宏观经济调控权的配置，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不仅涉及到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宏观调控本身的理解。因此，学者们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权的配置的认识也很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权仅仅是一种决策权，而不包括其执行,中央立法机关应享有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特定的中央行政机关也应享有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司法机关没有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30]有的学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主体是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地方省级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31]这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毋庸讳言，人类社会之权力，作为一种权衡、确认和保障利益分配关系之力，具有合法侵害社会主体[32]利益的能力。权力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不正当”侵害社会主体利益的可能性。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较传统国家权力——行政权、司法权而言，具有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合法地决定侵害社会主体经济利益的能力。例如，税收调控决策权的行使，具有合法地决定侵害所有社会主体经济利益的能力；金融调控决策权的行使，也具有合法地决定侵害一部份社会主体经济利益的能力，等等。而“现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不是由不受利益冲突影响、安全地蛰伏在教科书中、一门心思计算最优政策的社会计划者所决定的；经济政策是平衡利益冲突并作出集体选择的决策过程的结果，当存在关于经济政策的利益冲突时，不同集团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所以必须运用某种机制来选择一项政策。”[33]正因为如此，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实行“议会保留”——由代议机关直接行使，或者由代议机关直接授予“准自治非政府组织”——中央银行[34]行使。例如，美国的财政预算方案须经国会批准之后才能实施。联邦储备委员会完全独立于政府（行政机关）向国会负责，具有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35]该委员会7名由总统任命的成员，须得到参议院的核准，其中，主席、副主席同样也须得到参议院的核准。此外，该委员会须向国会提交其经营情况的年报，以及一年两度的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联储货币与信贷供应增长目标的特别报告，国会有权以通过决议的方式命令其改变政策。瑞典的银行法则直接规定，瑞典银行直属国会，银行理事会只接受来自国会的指示，而不受政府的干预。[36]当然，也有一些市场经济国家规定，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由政府行使。例如，英国政府能够决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37]但是，根据现代宪政理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并不直接向社会主体负责，而“政府或政府官员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主体，可以毫无私利地代表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并且一定不会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更坏的结果”这一假设本身就是不真实的和理想化的。更何况 “一届政府的任期”通常是短于“一个经济波动周期”的，政府行使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其所作出的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届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决策”难以与“一个经济波动的周期”“同频共振”。当然，根据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实现的理论，“（政府）掌握一定程度专业知识并不能够确保其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更为卓越”。因此，如果从保障社会主体经济利益，以及保证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实现的意义上来说，由代议机关“代表所有社会主体”行使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38]由政府行使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39]并且由代议机关，以及某一专门机关行使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应当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宏观经济调控权配置。[40]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权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采用了这一宏观经济调控权的配置体系。首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主体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我国《
宪法》第
62条、第
67条规定，全国人大行使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份调整方案的职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41]，是关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的总安排，其中包括财政调控决策和金融调控决策等方面的内容；“国家预算”，是关于中央经济财政收入和支出活动的基本计划，[42]其内容也与财政调控决策密切相关。因此，我国《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审查和批准[4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以及决定二者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份调整方案的职权，实际上也就是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宏观经济调控决策这一“重大事项决定权”[44]。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我国《
宪法》第
89条规定，国务院有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的职权，但是，国务院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仅仅只是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提供一种备选方案；[45]因此，国务院的这种编制权，在权力的性质上并不属于一种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此外，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份调整方案，国务院虽然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的权力，但是，国务院的这种提请审查和批准的权力，在权力的性质上同样也不属于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总而言之，根据我国《
宪法》的规定，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权的主体，并非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而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次，根据我国《
宪法》规定，国务院具有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的职权，因此，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的主体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由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主体是国务院这一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所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权三个构成部份之一的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从权力性质上来说，也可以将其归入传统国家权力——经济行政权的范畴。这里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如前所述，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这一战略执行权本身是由管理决策权、管理执行权、管理监督权三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具体权力所构成。由于我国《
宪法》第
86条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即国务院总理对国务院的工作具有最后决定权，因此，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这一战略执行权中的管理决策权主体，即行政决策权的主体，应当就是国务院总理。[46]当前，我国正根据“十七大” 提出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稳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标志着我国以“大部制改革”为渐进起点的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的改革已正式启动。因此，应当可以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这一战略决策权中管理执行权、管理监督权的主体，即行政执行权、行政监督权的主体，应当会在这一改革中予以明确。当然，如前所述，所谓管理执行权，也是由业务决策权、业务执行权、业务监督权三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具体权力所构成，因此，这三种权力的主体同时也会得以明确。再次，我国《
宪法》第
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国务院工作的职权。我国《监督法》还进一步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行使的各项权力，以及权力行使的程序；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理所当然应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的主体。本人认为，由于我国《
宪法》第
129条、第
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我国将来还可以考虑构建一种类似于“公益行政诉讼制度”[47]的“宏观经济调控特别行政诉讼制度”，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的法律规定，将我国最高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监督权的主体，赋予其通过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宏观经济调控特别行政诉讼”，对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的行使进行监督的权力，以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实行“会议制”的国家机关，难以对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执行权的行使进行日常性监督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宏观经济调控权的界定、特征、构成、配置等问题，是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权这一权力现象，乃至于宏观调控法这一部门经济法学的“逻辑起点”，殊为重要。本文对于这几个问题的探讨是较为初浅的，特别是对于有些观点的评述也许失之偏颇。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观点存在一定的分歧，也是正常现象，正好促进大家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48]当然，应当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权研究的不断深入，各家观点必然会逐步予以完善，并且必定会向趋同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