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研究生时，我，他，两位教俄语的老师，四人共同翻译了乌克兰知名学者，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刑法教授（很遗憾，现在找不到原始资料）写的获奖作品《乌克兰刑法典中侵犯人身罪》一书，翻译是艰辛的，因为只有宝来一人是学刑法学的，所以全书的最终统稿与校稿均是他一人在做。书译成以后，因为译著出版的受限，终于在当时没能如愿出书，仅由科研处打印了几册分给我们四位译者。经近二十年的几次搬家，译稿已荡然无存。但我们的艰辛是付出了的。后来在内刊，《国外法学参考资料选辑》上，分期将每人译出的部分刊登了一些。记得我翻译的《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罪》在1987年底和1988年初的两期上连载了，当我得到刊出的译稿时，正在苏联作访问学者，这个做学问的小故事别人也许都不知道，但我记忆犹新，因为译者中的二人如今都作古了。这以后，我们才懂得翻译工作不能做，因为连劳动的结果都不能面世。宝来翻译的部分至少与性犯罪有关 ，因为那时他常与我交谈。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刑法学界还无人提出“夫妻间的强奸罪”概念时，他翻译的那部分中有，也就是说，这一概念在国外已经不是未被承认的概念。我想宝来后来的科研方向之一有“性犯罪研究”，恐怕与这本著作的启示有关。但当宝来的研究课题提出时，仍被认为是超前的。我那时也着实为他担过心。八十年代中期，在法学研究的过程中，我国学界也还是较为封闭的。后来，宝来因此方面的科研成果，被邀赴香港参加了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终于是宝来生前可以慰籍的一件事。
宝来的科研是艰辛的，脚踏实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科学领域要争取参加一个国家级项目很不易，何况宝来属于极不愿社交者。他承担了《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的元代法制史部分十多万字的科研任务，他埋头于读书和写作。他为给刑法研究生讲课，写了厚厚的《中国刑法史》的讲稿 。
宝来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我记得，在九十年代中期，宝来住在二室户中，后来，他所住的楼拆去重盖，他住在给拆迁户安置的老西楼中，我去他家看，一间向北的房子，是孩子的住室兼杂物室。向南的房间略大一些，南窗下支着一个大大的木板双人床，床单是由两块颜色不同的格子布拼凑起来。因为是硬板床，床上显得很单薄。挨着床，一个大书桌，放满了宝来的书和办公用具，桌上永远是打开正在写作的手稿。桌子和床都是白色的木工板本色。因为还是十多年前他们结婚时所做的家具，式样自然很老了，连油漆都未上，因为他一直无时间自己去上漆，可是请工人，他又请不起。他的文化不高的妻子有一次对我说：“他总在写，总在写。我睡一觉醒来，他在写，再睡一觉醒来，他还在写。我说，睡吧！他说，你先睡，我再写一会儿。”她说着，流下了泪，我也流下了泪。中国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