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是权利主体有理性的一种政治活动，它必须受到预定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如哪些事项应当且必须协商？由谁提请协商？在什么时间和什么范围内协商？都应有明确的权威性规定，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4]才能发挥其作用和价值，这些都仰赖于国家的法律的支持，因此，尽快启动《政协法》的立法工作，是理论界多数学者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其理由是：政协不是国家机关，其职能行为应由其章程来规范，如果将其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政协便成了国家机关，这就打破了我国一院制的政治格局，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其本质特征是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的统一，民主如果失去国家法律的保障，其权利便成了水月镜化；法律如果没有民主精神作底蕴，便会成为少数人任性的权杖，这样的民主，充其量只能是独裁统治的虚伪标签，政治协商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如果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障，也无异于客厅的花瓶，这有悖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其二、法治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一个法治国家中，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无论何种权利主体，其权利和义务都不能突破国家法定的界标，政协作为我国代表性最广泛的政治共同体，其行为理所当然应受到时国家法律的具体规范，单凭章程是远远不够的；其三、权利主体的规则法定与权利主体的性质改变并无必然联系，如我国制定了《工会法》，并不等于工会组织便变成了国家机关；其四、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所体现的每条原则都可以作为立法依据，政协的性质和地位，是由国家宪法规定的，完全可以作为《政协法》的立法依据，因此，尽快启动《政协法》的立法工作，不仅是推进政协工作“三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3、关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先后主辅问题
关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运用，学界议论较多，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应以协商民主为前提、以选举民主为纽带、自治民主为基础；[15]有的学者认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发展的路径，应以人大民主为主，协商民主为辅；[16]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应是双轨制，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民主列车下并行不悖的两条钢轨，[17]没有先后主辅。笔者认为，上述立论，都失之偏颇。人是有理性的政治动物，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好比人身上的两条腿，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分野，人在前进的时候，两腿总是前后互动的，既不是并排的，也不是前后固定的。选举和协商就像民主身躯下的两条腿，也有先后主辅，选举民主中有协商，但重在选举；协商民主中有选举，但重在协商，从程序上来说，协商在选举之前是毫无疑义的，但从实体上来说，谁主谁辅，要因时而论，这就像法学界争论多年的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一样，其实，历朝历代，从来就没有过纯粹的法治或德治，都是德法兼治，究竟是谁主谁辅？要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来决定，“治定礼为首，拨乱刑为先”，厚此薄彼有时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就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来看，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先后主辅，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均衡并行的，在效率优先的情势下，应以前者为主，在公平优先的情势下，也可能是以后者为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就像一块无法摆平的多棱石，要做到两者兼顾，国家只能通过公权重心的转移在它们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而不可能在静态中企求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