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选举民主是一种决策原则，而不是思想原则，它的价值取向是合理，而不是正确；其本质是求善，而不是求真，[6]承认多数原则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多数人的每个决策都是科学的，正确的。
以多数原则为核心的选举民主，是与以独裁为特征的专制政治相对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按照设计者的初衷：它既可以防止自身的腐败，又可以制止独裁者的暴行，还可以集中多数人的智慧，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然而，善良的愿望并不能代替社会的客观实际，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是以真理为旗帜的特立独行者，它不因人多而依附，也不因人少而不顾，恰恰相反，科学常常光顾那些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的独自探索者，而与那些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毫不相干，况且它像阳光一样，不但不会谦逊，还会照出许多人们看不见或不愿看见的东西，这与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求善心理是难以相容的，就像一个人生了孩子，你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大官或会发大财，当父母的明知这种可能性很小，也会笑脸相迎，但如果你说这孩子将来会死，尽管这是不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科学规律，肯定会被其家人痛骂甚至棒打出门。因此，科学虽然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往往是少数人先发现，并且开始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甚至被大多数人所不容，如果说，苏格拉底之死，反映的是远古时代奴隶制民主政治的愚昧，那么，在科学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下，马寅初的人口论，尽管代表着全国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权威思想的影响，在全国人民中进行表决，也是很难通过的，因为人多力量大，在当时毕竟是多数人的心理状态，科学并不是必然地与大多数人的意志联在一起，在某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也可能是错误的，这时，少数服从多数便成了少数服从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举民主，就是真实与半真半假之间永恒的冲突，[7]它可以防止最坏，但不能保证最好。
再次，选举民主强调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它并不是尊重少数人权利的产物，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极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选举民主讲究的是公民自身价值偏好的聚合，它对选民和选票的数量要求远远高于对选民及其代表自身素质的评判，在公民的权利意识或政治素质发育不全的情况下，对选票的崇拜往往会造成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和金钱化，选票的多少也成了判断是非善恶的依据及标准，多数决的民主也由此异化为“多数人的暴政。”或少数人以多数人的名义侵害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暴政，2006年《法律与生活》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河北省唐山市31中初二级二班有40元的爱心基金弄丢了，班主任看到13岁的学生王某曾到过放捐款箱的地方，便怀疑爱心基金是被王某偷了，找王谈话时，王坚决否认，其家长对班主任的作法也很反感并提出意见，班主任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便利用自习课的时间，讲了自己的怀疑依据，然后拿出一摞白纸，要班上43名同学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小偷，结果王某以多数票当选，[8]致使王某因精神压力过大而神志恍惚，最后被迫辍学。事后，教育部门虽然对此事作了处理，但对王某造成的心灵创伤是难以弥补的。如果说，选小偷的事件，是由班主任利用未成年人的天真和幼稚而导演的一场少儿剧，那么，让人记忆犹新的嘉禾拆迁事件，便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2003年7月，嘉禾县委、县政府为了帮助某公司在当地进行商贸城开发，提请县人大通过了一项拆迁决议，为了执行这个决议，县委、县政府打出了几幅让人望而生畏的横幅：“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并专门制订了所谓“四包”、“两停”政策，责令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拆迁范围内亲属的工作，否则就停止工作、停发工资，甚至开除公职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迫离婚，有关媒体对此进行曝光后，政府为加快拆迁步伐，竟不惜动用警力，将一些拒绝拆迁的居民或对拆迁政策不满而向上反映情况的人，以“暴力抗法”、“妨碍公务”的理由进行拘留。这场拆迁闹剧持续了一年多，最后在国务院的干预下才得到处理。嘉禾县委、县政府之所以敢于这么做，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理由是：拆迁决议是经县人大会议表决通过的，县人大的决议，代表了全县30万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少数人即使有意见，也必须服从，我们对拒不服从多数人决议的人进行制裁，是执行人民的意志，这是不会错的。[9]由此可见，作为决策原则的选举民主， 一旦被提到思想原则的高度并使之绝对化，就必然会走向其反面，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在代议制条件下实行的选举民主，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远是同一的，一切权力，如果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无论是多数人或少数人，无论这些权力的取得是通过继承、任命或选举，如果不受监督，都会导致专制或腐败，[10]在这种条件下，“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思就够了。”[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