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关于相对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论述，实无必要。除了照搬民法的一般原则之外，毫无新意。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这本来是一个应该在法学理论部分来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却被民法学给“篡夺”了。
依该文的论述，法律事件是不能够直接（只是间接）成为法律关系发生的条件的，因此也就不应和法律行为具有并列关系，进而共同构成法律事实。颇有“新意”。
该文将“有意识的行为”与“故意行为”混同。与有意识相对的是无意识，通常情况下，行为都是有意识的，无意识行为当属罕见的例外。而与故意相对的是过失，无论故意还是过失，都是有意识的范畴。
该文认为：“行政相对人是依法行政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行政违法的最大受害者。”此言谬矣。依法行政的最大受益者是全体国民，而不必然是相对人。甚至有时恰好相反：依法行政反倒会使具体的、个别的相对人利益受损，而违法行政反倒会使具体的、个别的相对人利益增加。
既然该文作者可以认为“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一种重要约束力量”、“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合作力量”，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行政违法（注意：不应表述为行政违法）的一种重要影响力量”、“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破坏力量”呢？相对人的行为动机只可能是唯一的：利己。至于是否利他，则在所不问。如果真的有利于依法行政，那也一定是——歪打正着。该文作者太一厢情愿了。在现实中，对于一个具体的相对人，在面对执法的行政主体之时，他的头脑中首先想到的绝不是什么依法行政，而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一个违法的相对人的利益一定与依法行政所要达到的目的相矛盾，此时，相对人就会使出浑身的解数，不遗余力去阻挠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当然，绝大多数公务员都会很配合，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上演一出“捉放曹”）。可以夸张地说，依法行政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不是行政主体，恰恰正是——相对人。
该文认为，相对人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可以起到提醒、告诫作用。这有赖于：1、相对人在具体的执法问题上有明显超越于公务员的水平；2、公务员从善如流。同时具备这两项条件恐怕比登天要稍微容易一些。
到底是相对人约束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还是法律中的程序性义务约束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该文作者可能还没有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