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述上，哈特一方面坚持了分析法学的传统，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另一方面，他又向自然法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妥协，承认“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所以在哈特那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兼有两大法学派的特征，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的问题，分别说明哈特观点的这种“两面性”。
二．法律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之分
对于一个在法定形式下制定的，但在道德上却是邪恶的法律，哈特认为持自然法理论的人可能会认为它根本不是法律，但在法律实证主义那里却认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法律的好坏是另一回事，“这是法律，但它们是如此邪恶，以致不应适用和服从”。哈特认为这两种对立实际上是两种法律观：前者采用的是狭义的法律概念，把法律效力与道德上的善恶内在地联系起来，恶法非法；后者采用的是广义的法律概念，把法律视为规则体系，良法恶法均包括在内。持狭义法律概念的人讲法律的效力与道德性混为一谈，持广义法律概念的人则将法律的效力性与法律的道德性区分开来，进而将对法律的效力和对法律的评价与抵抗相分离。广义的法律概念优越于狭义的法律概念，因为广义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狭义的法律概念却使我们对许多复杂的法律现象视而不见。
从哈特在宣扬广义的法律概念的优越性来看，他是站在分析实证主义的阵营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把问题停留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上。接下来哈特分析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他认为对于一个不道德的法律是否应该服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恶法亦法，应该坚决服从；二是对于过去生效的不道德的法律所容许的邪恶行为，是否应加以惩罚的问题，第三个是他认为在革命或者社会发生剧变后，狭义的法律概念就颇具吸引力，比如二战后，西德司法部门在处理纳粹政府垮台后所遗留的一个尖锐问题时，“就在这种形式下复活了自然法的论据”。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说明了哈特并没有在坚持他的广义法律概念时陷入极端，一方面，他看到了广义法律概念所不得不面临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狭义法律概念的某些优点，这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法学家对自然法学所持的全面否定的态度。
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它作为一门科学，摒弃一切形而上学，仅应研究实在法，并主张法律与道德是无关的，至少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自然法学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的。而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应该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性质不同，联系在于相互影响。他认为任何法律都会受到一定社会集团传统道德的深刻影响，也会受到个人所提出的开明的道德批评的影响，但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某种道德或正义；或一个法律制度必须依靠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或一定法律制度的法律效力的根据必须包括某种道德和正义原则。总之法律和道德是有联系的，但并无必然联系。哈特还对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概念做了一个新的解释：“这里我们说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思，是指这样一个简明的观点：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他的这种观点已然不同于奥斯丁，后者认为，实在法和理想法（或道德）必须严格分开，“法律科学研究的是实在法或严格地说的法律，而不管这种法律的好坏与否。”哈特的观点与凯尔逊的观点就离得更远了，凯尔逊认为不仅要严格地划分法学和正义论（即道德或自然法学说），而且正义问题是根本不能科学地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