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里有个例外。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一方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其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无效。这里的免责理应既包括完全不承担责任的规定，也应当包括限制其责任的规定。否则，在故意的情况下还能受责任限额的限制，不但对损失方极不公平，也不是对责任方的合理保护，而是非法怂恿。
回到本案来看，我们要看货运公司的不当行为是否是重大过错。根据笔者对合同法重大过错的理解，这个显然不是，这里不做赘述。如果本案中法院认定属于重大过错，则货运公司应完全不受责任限额的保护，当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赔偿客户1.2万元。如果不属于重大过错，则货运公司有过错并为此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正是其责任限额排上用场的时候，而不是排除责任限额的时候。所以，货运公司要么按照责任限额承担责任，要么赔偿客户实际损失，没有折衷的逻辑。
那么，赵女士没有购买声明价值服务对本案的赔偿是否有影响呢？这个问题很明显。1、如果货运公司的责任限额可以得到适用，没有声明价值便丧失了要求赔偿实际损失的权利；2、如果责任限额因货运公司的重大过错失效，则赵女士无须声明价值并交纳附加费，在赔偿的时候只需要提供货物的其他价值证明即可得到充分赔偿。
也就是说，在赵女士没有购买声明价值服务的情况下，货运公司要么按照责任限额赔偿，要么按照实际损失赔偿，同样不会导致各打五十板的局面。
有些问题可能影响案件的判定，但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导致折衷的局面。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本案的问题所在，这里举个例子：甲出具借条给乙，借款10万。如果没有汉字大写的话，很可能双方会围绕是10万还是70万的问题存在争执，法官不能说，可能是10万，但谁让你借款人写得不清楚呢，你有一定过错，不能按照10万判了，按30万吧。这个很容易地看出来比较荒谬，笔者认为，本文分析的判决跟这个例子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需要说明的，本案不是意在反讽法官的“糊涂”，相反，笔者认为，法官如此断案可谓用心良苦。任何规则的建立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货运行业的责任限额被完全接受前，法官有时会把心一横谋求一个不是非此即彼的解决方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具体案件的过多权衡，有时候会牺牲对法则的尊重，这会导致更不好的东西产生，违背裁判者的良好愿望。同时，对货运行业的责任限额问题而言，法官们的确还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