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而逐渐发展而来的双重审查标准理论，在美国的学理上并非全无争议，在实践中也并无不生疑义。堕胎案件中司法审查标准的争议，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自Roe判例以后，最高法院一再承认堕胎权利属于隐私权的范畴，是一项基本性的权利。依照双重审查标准的理论，对于限制堕胎权利之法令的审查，应当建立在严格审查的标准之下。为此，Roe判决确立了三阶段标准。但是，根据三阶段标准的要求，对胎儿存活期以前进行堕胎的限制被严格限定于保护妇女健康的范围内，从而使大量的在存活期前限制堕胎的州法被禁止。这一情形自然受到了来自以Rehnquist大法官为代表的保守派大法官们的发对，他们主张对堕胎案件的审查应采用合理性的标准。于是，造成了最高法院内部长期的分裂——以Blackmun大法官为首的自由派大法官支持对堕胎案件的严格审查，而保守派大法官则坚持合理性审查的标准。这种分裂，随着1980年以后最高法院日益保守、保守派法官力量不断壮大，而变得日益激烈。为消弥这种分裂，以O’Connor大法官为代表的中间派大法官不得不提出新的审查标准，以妥协双方的立场。
在Casey判决中，中间派大法官在坚持Roe判决的大原则——堕胎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的前提下，绕开了严格审查标准的适用，转而提出一种新的审查标注——过分负担标准。依据过分负担标准，原来在三阶段标准下被严格限制的存活期前限制措施，只要不构成对妇女堕胎权利的实质性障碍，就很可能被允许。各州规制存活期前堕胎的法律规定不必再像Roe判决中那样经受严格审查，事实上这些法令只要不是构成过分的负担，就仅仅需要通过合理性审查了。在中间派大法官看来，过分负担标准是平等州的利益和妇女被宪法保护的自由的一个恰当的手段。但是，实际上不过是调和自由派观点和保守派主张的灵活立场。诚如
Rehnquist大法官在Casey案的部分赞同、部分反对意见中指出的那样，“过分负担标准建立在法官的比三阶段标准更主观的判断之上。它对于阻止法官在宪法领域里的恣意妄为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过分负担标准不知从何而来，没有先例作为支持。并且，对于法规是否构成对堕胎的实质性障碍的探究是一项十分主观的工作。例如，联合意见支持宾州的24小时等待期间，并断言这不是一个实质性障碍。但是却认为通知配偶的规定构成一个实质性障碍，并推翻了这一规定。”[22]在Rehnquist大法官看来，过分负担标准并没有提出一个比三阶段标准更为可行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Casey判决所确立的过分负担标准表明，最高法院对于堕胎权利这一基本权利的保护，从严格立场转向较为宽松的立场。
可见，最高法院对于堕胎案件的审查采取过分负担标准，这无疑是对双重标准理论的一个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与最高法院放弃对堕胎权利的严格审查相近似，自1990年起最高法院也逐步修正其在财产权保障领域的立场。例如，在1992年审理的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案[23]中，最高法院增强了对限制财产权案件的审查强度，以6票对3票作出判决，认为：南卡罗莱纳州基于环境保护的理由，固然可以立法限制特定区域海滩的开发，但对于财产权受到限制的人民，应负损失补偿的责任。又如，在1994年的Dolan v. City of Tigard案[24]中，判决的主笔Rehnquist大法官裁定：即便在正当的州利益与额外附加条件之间存在本质的关联，这也不表明这两者之间符合初步的比例关系（rough proportionality）。Rehnquist大法官甚至指出：“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的征收条款，既然与宪法第1至第4修正案一样都是‘权利法案’之一部分，我们实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要在相似的情况下将它降级置于卑微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