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hnquist大法官和White大法官是Roe判决的坚定反对者，但是在Roe判决后的十余年内一直处于少数派。1981年，反堕胎的保守派总统里根任命了在生命权利运动中口碑颇佳的Sandra Day O,Connor出任大法官，代替Potter Stewart大法官（他在Roe判决中站在多数这一边）。从而逐渐使整个最高法院有向转为保守的趋势。1983年，最高法院审理的Akron判决是以6票对3票通过的，反对票增加到了3票。及至1986年，最高法院审理Thornburgh v.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案[9]，法院虽然重申了Roe判决确立的原则，并依然坚持严格审查的标准，但是判决是以5票对4票的微弱多数通过的。事实上，Thornburgh案成为了堕胎案件中的一个分水岭，它是美国最高法院最后一个运用严格审查标准和三阶段标准推翻堕胎管制措施的案件。Thornburgh判决下达后仅仅六天，里根总统任命Rehnquist大法官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接替退休的Warren Burger首席大法官，并任命保守的天主教徒Antonin Scalia为大法官。1988年，里根总统又任命Anthony Kennedy接替Lewis Powell大法官。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之后，美国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Roe判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1989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案[10]。在该案中，一家堕胎诊所向密苏里州的一项法令提出挑战。该法令的序言声称“人类每一成员的生命始于受孕”;“未出生儿童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应受保护”；该法令禁止任何公共雇员在受雇事业范围内从事堕胎或者帮助堕胎，禁止使用任何公共设备从事堕胎或者帮助堕胎，除非为挽救母体生命而有堕胎必要；该法令还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亲生命，禁止使用公共资金为堕胎提供咨询，禁止公职人员为堕胎提供咨询，禁止在公共场所为堕胎提供咨询；同时，该法令要求，如果医生有理由确信，妊娠期已达20周或超过20周，他必须首先以同业人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下应有的谨慎、技巧和熟练程度检查胎儿是否存活——通过必要的医疗检测，确定围产期、胎儿体重、肺活量，据此作出胎儿是否存活的判断。对于这些限制堕胎的措施，最高法院放弃了严格审查的标准，以5票对4票的多数支持了密苏里州的法令。并且，法庭的多数意见还推翻了Roe判例关于胎儿存活性三阶段的划分。
Rehnquist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中指出：“遵循先例固然是我们法律制度的基石，但是，在宪法领域，先例的约束力低于其他领域，除了宪法修正案之外，最高法院是唯一可以进行变更的机构。当先例被证明在‘原理上不可靠，在实践中不可行’的时候，最高法院从来没有约束自己重审先例。Roe判例确定的三阶段就属于应当重审的情形。首先，严格的三阶段结构无法与我们认识和阐述的宪法观念相统一。作为Roe判例核心的三阶段结构，既不能从宪法文本，也不能从其他可以发现宪法原理的场域中找到根据。三阶段缺乏清晰的界限，如果要遵循这一前例，结果必定导致一个错综复杂和不断扩张的法律规则的网络，这不是宪法原理的集合，而是成文规则的法典化。……其次，我们不得其解：为什么只有等到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才出现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要有一条僵化的界限，禁止国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干预，允许国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