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尽管我们决不能否定这三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23]但是应当对这种成就的性质和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这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如果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讲，这三十年的改革实际上是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并且这种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然而由于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一个并不十分“合身”的体制框架内展开的——其集中表现在，尽管政府自我管理模式上已经开始从“公仆—道德模范”的管理模式向“官僚—科层化”的管理模式转变，但其却是在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背景下进行，民众不但没有享受模式转换带来的好处，却首先遭遇到了其所带来的冷漠、刻板和无情。由于对政府的有效监控因为种种原因一时无法实现，这使得不断膨胀的政府机构（以及依附于这些机构的人员）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它们如同霍布斯描述的“利维坦”一般，不断吸取着纳税人的税收，不但提高了行政成本甚至可能将“公共财政”变成“吃饭财政”（朱镕基语），而且扩大了权力扩张和腐败的空间，进而扭曲了市场机制，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能沦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语）。
这种被扭曲的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其一是由于社会新增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严重的分配不均，导致了多数民众并没有在这场经济增长盛宴中分享到应有的利益，进而使民众产生了一种“被抛弃”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导致了部分民众对改革本身产生怀疑，2004-2006年对国有企业改制和物权法改革的大讨论和反思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爆发；其二则是改革进一步深化受到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抵制，因为这一部分群体在改革中依靠极少甚至根本不受约束的权力获得了寻租取利的机会却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在双重夹击的压力之下，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比如因为行政垄断而获利的某些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说有些人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旗帜，力图回到计划经济时代。[24]
对于这两方面的改革阻力，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是英明的，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则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和政府对财富的“第二次分配”的干预，以力图消除改革所遭遇的阻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行改革措施所关注的重点依然倾向于对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而对于民权和民主问题的关注则不如前者。[25]这实际上是希望在不对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其关系着民权和民主）进行大的变动的前提下，通过解决民生问题获得民众的支持进而重塑自身的合法性。
应当说，这种路径选择固然有其合理性，而且在短期内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然而从长远来看，其却可能构成某种“硬伤”，因为其既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使得民生问题的解决大打折扣，又会因为不符合从“命令（主体）—服从（客体）”模式向“决策（主体）—参与和异议（主体）”模式转变的趋势，[26]使得因为民众的民权和民主要求无法满足而最终搁浅。[27]而这一切都说明，对于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并加以法治化的急迫性、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
四、未来努力的方向
所以，对于当下的中国以及这三十年已经形成的改革开放传统来说，改革开放和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但没有终结，反而需要进一步的深化，近日之中国正处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冲出波涛汹涌且险象环生的‘历史三峡’的最后关头”。能否顺利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并达致中华民族下一个强盛周期，并不如同某些理论家所宣称那样，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规律的结果，而是需要当下乃至后辈的中国人不断地努力才能够实现。
而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组织法的制度建设的实质，就是要对政府的权力依法予以合理的规制。这对于政府来说无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一时刻，中国的政府以及政治家能否站在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高度，以身作则地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能否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并突破自身的权力扩张欲望，防止当前中国的行政组织法制度建设出现“踏步走”甚至“向后走”的逆流，从而最终通过法律的手段最终建立公正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是其“命门”所在。而对于中国的行政法学术研究和知识产生来说，能否直面中国当下的现实，生产并提供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法智识资源则考验着我们这代学人。而这要求中国的政治家和行政法学者不仅要有智慧和谋略，而且更需要历史的使命感、责任感、热情、勇气和担当，当然，还有对于法治的信仰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