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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类“分子”的知识构成和生活背景的差异，他们的时评作品是风格迥异的。“公共的知识分子”的时评，无论从分析范式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是极其专业的。考虑到受众的口味和接受程度，他们往往也会舍弃学术语言而尽量用比较朴实的、生动的语言来阐释高深的理论和思想，可谓“举重若轻”。读他们的时评常有如沐春风之感，大彻大悟之叹。当然这也是极高明的作者才能达到的境界。拙劣的“公共的知识分子”的时评往往也是面目可憎而食之无味的，这多半是因为作者不善辞章而只会掉书袋；或虽有一定文字功底，但无奈所论主题与自己的专业实在相去甚远，尽管花了工夫让读者“看上去很美”，而结果往往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与“公共的知识分子”的时评相比，“公共知识的分子”的时评则更多是对常识的宣扬，可谓生动性有余而思想性不足。这类作品往往感情色彩浓厚而言之凿凿，很容易抓住读者，但读完以后你多半会觉得华而不实；这类文章读多了，你甚至有不忍卒读之感——当然，这是针对专业之士而言。不过尽管这类时评“公共更多，智识更少” ，这种宣扬本身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常识相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无疑算得上金玉良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扮演的仍然是知识分子 的角色。但是我们也必须对这类“分子”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宣扬的是专业视野中的常识，很多时候他们宣扬的是非专业视野中的“常识”，而这些“常识”往往并不符合科学、理性，甚至是反科学、反理性的。这些危险的“常识”一旦流传开来，即使不会“荼毒生灵”，混淆视听却是不可避免的。
（二）公共知识分子与法律人
上文对中国现阶段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了一个大致的分类，这种分类在法律类时评作者当中也是适用的。“高山流水派”主要是指各个大学的法学院系、相关单位法学研究机构里从事时评写作的法学专家，也包括在各类媒体从事时评编辑工作并身体力行的法律人。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乔新生教授、成都大学法学院的王怡、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李克杰、司法部研究所的刘武俊。 尽管这类人在法律时评领域里作品质量很高，名声也很大，但是从作品数量上来说，法律时评作者的主力军却是“下里巴人派”，也就是说，大量的非法律专业人士占领了法律时评的阵地。（这种喧宾夺主现象对法治社会的潜在威胁笔者将在下文分析）不过在所有的法律类时评作者中间，执牛耳者仍然是“高山流水派”，其中最响亮的名字无疑是贺卫方，这不仅是因为他头上罩着北京大学教授的光环，更重要的是，他真正是一个在法律时评道路上孜孜不倦、痴心不改的人，也是取得最多成就，做出最多贡献的人。他算得上一个“法学时评家”。
而这也正是贺卫方被非议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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