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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敏感问题，则存在于前文所列权利斗争之另外一种样态，即私权与公权斗争时。因其风险大、胜算小，故私权于自卫反击而对抗公权时，通常会吃败仗，不免一塌糊涂。公权主体要么借助问题之“敏感”而使私权主体诉求销声匿迹，要么则强行启动公权力量镇压私权主张之势，使私权主体输个精光，落得一地鸡毛。所以然者，依旧因问题属“敏感问题”。生在特定社会，长在特定环境，会发觉此类问题不计其数。例如，拆迁法律渊源并不少见，所定权利义务条文，亦发育正常，丁丁卯卯，清清楚楚。然而，拆迁行为中，被拆迁方之权益是否均顺利受到公正待遇，则不便作出非常肯定之回答。一旦失去权益未恢复，则为权利而斗争在所难免，途径不一，上访为多。私权无小事，本应妥贴解决者，因前期未决招致事大，故又转化为敏感问题。此间官官相护、官商勾结之丑恶表演，在所难免。而正是此类拙劣表演，最易惹怒黎民。再如，公权主体对私权有直接欺负而又企图掩盖者，更有理由直接界定为敏感问题。
上述二类敏感问题皆与私权有关，但因公权容颜无光，故非作敏感问题处理不可。其实，还有一类敏感问题，即所谓国家大事。国家历来无小事，故未闻所谓“国家小事”之说辞，只见“国家大事”之修饰。在崇尚敏感问题文化之社会，国家大事，共商者限于极少数人，国民议论自由甚微至无。故此，凡抢夺言论自由而发表国家大事意见者，均被判以“乱说话”之罪名。不该说而说者，必定为乱说。此所谓“不该说者”何？敏感问题是也。当然，欲图学理研究，国家大事之界定则似应采扩张解释为妥。如国家领导人（或称“非地方领导人”）之人定隐私，百分之三百为敏感问题。所谓“人定隐私”，为法定隐私之相对概念。大意可作如下解：本属法律上之非隐私信息（公众人物隐私限制），人人有权知晓，但却被人为界定为隐私，并不提供他人知情之机会，故谓之“人定隐私”。地方领导人亦为同理，无须赘述。
典型敏感问题不外乎上述三类。社会生活中，除典型敏感问题之外，亦有非典型性敏感问题，或可谓之准敏感问题。此类敏感问题多生于非公权主体，如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官本位一日不除，则非官府单位必定走官府之路、学官府之样。于是，在非纯粹官府单位，亦存在大量敏感问题。例如，食品安全问题人命关天，然而在部分企业却无法无天，非闹出一堆问题不可。一旦生事，则以敏感为由极力遮掩，直待无法捂盖时，或许才得以晒上日光，美其名曰某某事件，事件名称亦会以该食品名称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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