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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的时代标本——厦门PX事件的过程分析与模式归纳

  三、作为公众参与时代标本的“PX模式”:框架评估与模式归纳
  1、作为公众参与时代标本的“PX模式”:框架评估
  (1)行政过程公众参与的一个规范性评估框架
  厦门PX事件作为一个严格的行政过程公众参与事件,需要放在一个相对规范的公众参与框架中进行评估。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是行政过程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是积极行政时代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必需面对的基本课题。公众参与使得公共行政在传统的命令特征之外,增加了协商与理性讨论的特征,拓宽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来源 ,加载了公共行政过程的教育功能。然而,如果我们对厦门PX事件进行严格的规范化评估的话,个案的胜利所留下的制度建设的空间便直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得我们不敢陶醉和懈怠。在正式评估之前,我们需要大致了解一下行政过程公众参与的基本评估框架。
  评估框架依赖于一个系统化和层次化的公众参与制度体系。专门从事行政过程公众参与研究的王锡锌教授对于公众参与的评估框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这一体系区分为三个层次,即公众参与的基础性制度、公众参与的程序性制度、公众参与的支持性制度,大体对应公众参与的社会要素、制度要素、技术和资源要素。在第一层次的基础性制度上,他认为主要包括信息公开和利益组织化两个基本制度。在第二层次的程序性制度上,他认为应主要围绕下列问题进行制度建设:(1)缺乏便于公众有效参与的平台;(2)公众参与的途径、渠道缺乏规范,立法和决策过程的开放性有待改进;(3)公众参与过成功的公开性、参与的程度、参与标准、参与的具体步骤等不够明确;(4)政府对公众评论和意见的“回应机制”不够明确,决策主体的裁量权过于宽泛;(5)公众参与的方式缺乏具体规定,没有进行基本的类型化和梯度设计;(6)公众参与的法律责任与救济制度缺失。第三层次的支持性制度主要包括(1)对弱势群体的参与支援;(2)专家咨询制度;(3)公众参与和技术的结合,特别是互联网平台的利用;(4)完善公益代表制度。 这里提供的三个层次的公众参与制度尽管还不够细致,特别是第二层次以问题列举的形式替代了制度的正面建构,但已经基本勾勒出了公众参与的制度体系,而这一制度体系同时可以作为公众参与的评估体系——通过观察某一公众参与事件中的有关制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来评估该事件中公众参与的效度和限度。
  (2)对“PX模式”的简要评估
  厦门市政府在PX事件中有一种“脑筋急转弯”的意味,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公共行政的模式就完成了从传统的命令与封闭的模式向开放和公众参与的模式的转变。下面以上述行政过程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框架对“PX模式”(PX后期)进行简要的评估。
  首先来看公众参与的基础性制度,即信息公开和利益组织化两个基本方面。信息公开主要是政府的义务,对应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知情权。在PX前期,有关项目的情况对公众处于保密状态,公众只从具体的生活经验里获得一些关于该项目的零星的信息与判断。PX后期,政协提案使该项目“事件化”,媒体对于信息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政府在信息公开中仍然没有扮演主动角色。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自觉主要发生在6月初的“散步事件”之后的规划环评与公众座谈会上。规划环评的简本向全社会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这首先是一种信息公开,其次才是围绕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信息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的基础和前提。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是,政府对于网络以及其他“新媒体”的开放与宽容态度也是一种明显的进步。PX后期的信息公开基本上达到了现代公共行政过程信息公开的要求。就利益组织化而言,PX事件中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在“厦门是厦门人的厦门”这样朴素的自主意识下,通过“新媒体时代”的民意动员机制,厦门人就PX项目在议题层次上完成了临时性的组织化。尽管利益仍然是分化的,如公众座谈会上就有11%的发言代表支持PX项目,但由于民意的基本盘明确反对该项目,而且市民代表的遴选采取了随机摇号和现场直播的形式,利益组织的不平衡性对于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并不突出。但我们必须看到,PX事件是一个特例,如果在一个利益更加分散以及代表遴选不那么正式的情况下,利益组织的不平衡性对于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就会凸显。 利益组织化依赖于社会本身的发育,依赖于社会自由的扩展与结社自由的保障。个体化、临时性的利益参与在PX事件中是主导的形式,但却不是一种长期有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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