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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国主译：《荷兰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82 页。
针对侵权法可归责性因素的多样性，冯？巴尔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许多案件中，非法典上的关于损害之可归责性的考量也起着重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既不能期待结果的同一性，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结果一致，也不能期待这一结果总是借助同一论据获得的。”参见前引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3 页。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31-32 页.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页。
关于这一立法模式的讨论，详见杨立新：《论侵权行为一般化和类型化及其我国侵权行为法立法模式选择》，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 年第1 期。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32 页。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 页。
前引王卫国书，第182－183 页。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研究》，《中国法学》2006 年第2 期。
也有将损害分为财产损失、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就有沿着可救济性损害进行分类的思路。从严格意义上讲，人身损害并不是一类独立于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的损害类型，只是法律为了强调人身权益的重要性而将其单列。
例如，《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第10：301 条第（1）款规定：“非财产损害赔偿同样可以适用于与遭受致命或严重非致命伤害的受害人有亲近关系的人。”参见欧洲侵权法专家小组：《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于敏译，《环球法律评论》2006 年第5 期。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研究》，《中国法学》2006 年第2 期。
例如，杨立新教授主持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第一条规定：“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或者故意违背善良风俗，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将违反义务、违反法律和违背善良风俗作为过错认定的参考，丰富了过错的内涵，亦未对损害的对象（人身、财产）作出限制，极大地提高了过错责任的包容性。
例如，针对非财产损害，有学者指出：“在确定这种损害赔偿时一般应考虑该案的所有情况，包括该痛苦的严重性、持续时间和后果。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只有在对造成受害人的痛苦起到了显著作用时才加以考虑。”参见前引欧洲侵权法专家小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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