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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衡平的工具来看，可救济性损害理论采用了多元化的可归责性体系。可归责性是行为人与损害结果、赔偿责任之间重要的联系纽带。过错责任一直将归责原则等同于可归责性，把过错视为归责的最终要件和基本因素，其他的构成要件如损害、因果关系都置于过错之下，目的都是为过错要件服务的。“任何一个法律制度都需要一个过滤器，以将可赔偿性损害从不可赔偿性损害中区分出来。而这一过滤器本身，则因其特征的多样性和数量之多很难一言以蔽之。”[13]从本质上说，现代侵权法的归责手段应该是多元的，这是由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可救济性损害理论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多元的可归责性体系，并没有对归责手段进行预先的限制，而是保持了开放的态度，乐于吸纳新的技术手段，像过错、因果关系、行为人承担的注意义务、受害人的合理期待等，都被运用到这一理论中来。
从概念的性质来看，可救济性损害是以客观概念为外观的主客观统一体。尽管近年来过错有呈客观化的发展趋势，但在侵权诸构成要件中，过错仍然首先是作为主观要件存在的。要主观要件过错承载侵权责任标准客观化的使命，似乎总有些勉为其难。而可救济性损害，虽然与传统的损害事实有所差异，但其首先是客观的概念，是侵权构成中的客观要件。这无疑与侵权法的客观主义发展趋势极度吻合。可救济性损害理论无论是在责任认定方面，还是在赔偿计算方面，都采纳了客观标准，这对实现受害人的及时救济和提高司法的效率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可救济性”这一约束性词汇的使用，也使法官在认定侵权责任时有了更大的政策考量的空间，便于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衡量，充分体现个案的公平。
（三）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评价
第一，体现了侵权法的政策目的，实现了损害救济和行为自由的平衡。“侵权行为法只有当它避免了过分苛严的责任时，才能成为有效的、有意义的和公正的赔偿体系运行。……无论是从单个侵权行为人的利益出发，还是为了自身生存的愿望，侵权行为法都必须将那些过于‘遥远’的损害从其体系中排除出去。”[14]给予救济和责任豁免之间的互动是侵权法永恒的主题。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对损害类型的列举，既是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也是对行为人承担的侵权责任的限制。救济还是豁免，取决于法官对侵权法公共政策的考量。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给法官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标准的同时，也提供了各种极具政策性的归责工具供法官选择。
第二，丰富了侵权法的理论工具，更新了侵权法的司法观念。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引入，给侵权法注入了新的元素，特别是多元化的归责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侵权法的政策手段。以公平理念和救济理念为基础，一种新的裁判观也开始被接纳。以往先找法律依据后进行价值判断的裁判观念不再一枝独秀。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强调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在裁判中往往采取先进行价值判断后找法律依据的方式，即先综合判断受害人应否得到救济，如果认为有救济的必要，则会通过各种归责手段去认定行为人的可归责性。这种做法，必将对侵权法的司法观念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第三，充实和完善了侵权法的逻辑体系。侵权法有两个基本的规制对象：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传统侵权法以过错为核心，注重对侵权行为的评价和限制，行为合法性与违法性的界限是其研究的重点。可救济性损害理论迎合了当今侵权法损害救济理念的发展潮流，将注意力重点转向损害结果，不再关心对行为的评价，而是着重考察损害结果的可赔偿性和不可赔偿性之间的界限，损害在侵权法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出现，扭转了侵权法失重的框架，实现了侵权法逻辑体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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