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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看另一方面。被美国所明确排除在行政法之外的“管理法”，在我国却“厚着脸皮”忝列于行政法之中。奇怪，怎么没有按照美国大老爷的旨意去办呢？怎么敢擅自作主呢？怎么没有和国际“接轨”呢？典型的双重标准、双重人格。
该文在长达数万言的“阐述”中（超过总篇幅的一半），除了引述，就是转述，而作者自己几乎没有一句话。这就是“标准的”法学博士的水平吧？左某人最“怕”这样的文章：1、既不是被转述者的原文；2、又不是转述者的原意。于是，我终于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标靶，进而只能——失语了。
用“局限”来评价控权论，就已经走上了歧途。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日本的相扑运动或相扑运动员的时候，心里总是纳闷儿：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怎么就会成为了这个样子呢？但结论也只能是：不能理解、不会欣赏。跨越时空的评价，往往不着边际。例如和服，喜欢的话可以穿一穿，不喜欢的话就算了。至于好坏的评价，则是没有意义的。
该文作者可能误解了另一位作者的本意。杨解君（可能是先生）对“控制”一词的解说（语出《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两大主题》，载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虽稍有牵强，但还是比较中肯的，并没有直接与英美国家的控权论相提并论、穿凿附会，因此也就不应如该文作者那样得出“是对个中含义（即控权）有所误解”的结论。我本人在实质意义上对英美的控权理论是颇为欣赏的，但是，也是为了避免词语的误解和歧义，我更愿意使用“规范行政权”这一表述。
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在特定的时空之内是否为矛盾关系，不是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所能断定的，更不是局外人的主观感受所能言说的。
平衡论者以庸俗的“不倒翁”自居，动辄给别人贴上“片面”、“绝对”、“极端”的标签，总以为自己很“辩证”，而用话语将别人置于“形而上学”的境地。从其具体表述来看，车轱辘话来回说，也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除了左右逢源，就是八面玲珑，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理论贡献。已经“幼稚”到“可爱”的程度了，与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相去不远了。
请问：“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在“有坚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的人所发动的？而改革开放以来，成天高喊、叫嚣“辩证唯物主义”的声音好像是日渐稀少了吧？但愿不是“沉渣泛起”，不再回到那“峥嵘岁月”。清醒一点：“本本”和语录，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扫他人瓦上霜、替别人做嫁衣（为完善他人的理论提供合理化建议），心地善良、无可厚非（只怕是隔靴搔痒、不伦不类，人家也不会领情吧？）。但终究还要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目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好意思，纯属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工具，其实就是想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是平衡吗？中国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阴影，能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英美等国具有可比性吗？该文作者自己都承认：控权理论“促进了英美国家早期的发展”。有人认为：把今日之中国定位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已经是很克制和很客气了，否则的话，就直接归入封建中晚期了。愚以为：主义之争是无谓的。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但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发展水平却远未同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也能怡然自乐，而无需与外面的世界盲目攀比。就怕拿来他山之石，不仅没有能够攻玉，反倒砸了自己的脚。
小的时候，我经常会被一些寓言故事所教育，但总是顽固地认为：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愚蠢的人呢？寓言一定是瞎编用来哄小孩子的。长大了才发现：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拔苗助长、掩耳盗铃、南辕北辙等等这些愚不可及的人和事，经常出现在自己的身边，有时主角就是自己。警钟，需要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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