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是以契约为模式和范例的。人类最原始的契约观念仅具有一种“有约束的联系”的含义。从早期的契约到习惯法时期，从近代契约再到现代契约，契约的基本特征即设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模式或框架始终没有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契约事实上是对复杂的利益关系的浓缩和简化，其把世界上最复杂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契约的几个符号或曰“几张纸”能固定下来，并产生有效作用的关键所在是权利和义务在起作用。权利义务的设定把复杂的利益关系简单化和固定化为一种“关系模式”，并用法律符号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21]。 正如邓小平所说：“民主和集中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 [22]。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定权利义务就是对复杂的实际利益关系的简化和浓缩，任何设立法定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均应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起点和目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利益机制则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作用的逻辑起点和基础。经济法在保护农民权益的制度架构中，要遵循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
（二）保护农民权益的利益机制与经济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状态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一个以人为本的让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已成为全体人们的一致诉求。构筑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就是尽快形成社会认同感。这既包括社会各阶层对政府及政府职能体系的认同，又包括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认同，更包括对利益关系的认同。对利益关系的认同构成和谐社会的核心基础。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和突破口。
在制度安排利益机制方面，经济法在保护农民权益时作用发挥的状况取决于依经济法等法律制度所确立的利益机制的好坏，取决于与保护农民权益密切相关的利益机制体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我们应从法律制度的源头去建立健全利益机制体系，发挥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在保护农民利益时对利益需求和利益行为的调节器和控制器作用，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行为，引导人们在保护农民权益时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要，正确选择利益行为，科学处理利益关系，从而最终实现和谐互促的利益格局和利益秩序。
生产力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决定着人们不可能同时同步获得相同的利益，而且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人们获取利益，一定层面上拉大不同阶层的人们获取利益增量的差距，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解决利益矛盾的基本途径有：其一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绝对利益的供应量。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国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可持续生态环境的保护，社会其它公共产品的扩大供应，这些都具有绝对性 [23]。使人们在一定层面上平等享受社会进步带给人们的增量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其二是通过利益机制，合理地安排相对利益的获取差距。通过制度安排，形成良好的利益机制体系，使得人们在平等享有绝对利益的同时，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获取相对利益，逐步缩小相对利益的差距。既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反对极度贫富悬殊，坚持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体现形式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统一，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护农民权益。这也是与经济法价值取向相一致的。
（三）经济法视野下保护农民权益的利益机制体系
在经济法视野下保护农民权益的利益机制体系应包括如下三组六个方面的内容：
1．利益代表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是相对于一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的，利益机制是对利益带有原动性的有机系统。不属于任何主体或者没有任何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没有好的利益机制，利益是无法真正实现和保护的。利益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方式是个人、群体和社会。个人是最基本的利益主体，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有机体，社会是由个人和群体组成的有机体。在经济法看来，随着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化、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以体现实质公平的社会公平观为目标的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传统民法以个人为单位，以抽象人格平等为假设，以等价有偿为原则，强调竞争机会均等、机会公平相比，经济法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注重社会总体的公平，是要求大多数个体和群体必需的公平。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经济法要求在处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制度保障的利益代表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权益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得不到保护，农民利益之所以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缺失。单个分散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利益冲突中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谁来代表农民？是虚拟的“集体组织”，还是有限的村民自治性组织，是农村基层党支部，或是农民临时性“同盟”。这些均不能全面代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权益。
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等不同群体的法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青联，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就连私营企业主都有自己的协会，并且做得很成功，而9亿多农民却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在公共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有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24]又称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之说。西方社会中利益集团在社会事务的公共决策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且数量多、涵盖面广。利益集团是宏观政府与微观个体之间的桥梁，属于中观层次的范畴，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常态的制度化的利益聚合与代表机制。从农民利益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农民人数的比重已大幅度下降，农业生产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也不断缩小，只占很小的份额，但农民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农业政策决定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美国有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农场局三大农民团体代表农民，对政府决策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法国有农民工会、农民协会、农会等组织代表农民利益；日本则有全国农协联盟代表日本农民利益。日本农业人口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但控制全国25%的选票，政府的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协的制约，任何损害农民权益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执政联盟的崩溃 [25]。
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除了政府和人大中为数不多的代表 [26]之外，占全国人口70%左右的农民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代表自己利益的、为自己说话、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利益集团，使得农民利益代表者不仅量小而且话弱，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话语权较小，甚至存在有时失语、无话语权的现象。现实生活中才出现国家总理为农民工讨工钱、农民包工头为讨工钱而跳楼等令人激动的画面。
在当前形势下，从立法源头上确定中国农会的法律地位，制定促进中国农会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亿万农民在农业实践中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体是非常必要的。目前一些人对农会的建立抱有偏见，认为其可能被引向歧途，这其实是固执的偏见，是不相信农民群众的表现。中国农会就像其他社会中间层组织一样，同样可以成为代表农民利益，维护农民权益，进行行业自律，贯彻政府决策的值得信赖的力量。只有组织农民，才能解放农民，才能发展农民。农民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其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27]。即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当然除了农会外，还可以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农业行业组织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代表机制的中心是依法确立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维护农民权益的代表者。这些代表者可以通过
宪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制度的安排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真正地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形成能与其他利益主体集团抗衡的代表农民利益、维护农民权益的利益集团。提高农民利益集团在社会利益分割与制衡中的话语权和行动力，是保护农民权益、解决农民问题的客观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