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
李长健
【摘要】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利益问题。农民利益需要
宪法、经济法、行政法等诸多法律部门共同保护，特别需要经济法律制度提供支撑。本文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在探寻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理论基础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法视野下保护农民权益的机制体系，提出了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的基本原则，归结了保护农民权益的经济法制度体系。
【关键词】利益；利益机制；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经济法制度体系
【全文】
一、引 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被归纳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三农”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农”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家、学者们所高度重视。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到毛泽东“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农村包围城市”；从费孝通对“三农”问题的学院派研究到邓小平第二代、江泽民第三代领导人创造的农村承包制、村民自治等制度；从过去的“问题导向性”研究，到“政策导向性”实践，再到今天的“规范法治化”建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利益问题。谁解决好了农民利益问题，调动好了农民的积极性，利用好了农民这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力量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谁就会取得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功。
我们应该看到，在改革开发的二十多年里，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农村有了很大变化，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现代化的时候，农民更加边缘化，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积贫积弱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 groups）。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利益保护、社会竞争力、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民处于困难和不利的弱势地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问题来看待，制定了一系列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等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农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体而言，农民问题仍未得到根本好转，在有些方面更加显得积贫积弱了。为解决这些问题，一些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实践工作者分别对“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从理论与实践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但始终没有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良方。二十多年来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制度设计似乎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度设计大都陷入了把农民排除在外的思维定势，走入了人治的死胡同 [1]。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而人权问题解决的关键是
宪法问题。从
宪法的角度去研究和实践对逐步边缘化的农民弱势群体的保护，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法源性问题，是法学工作者研究和实践解决农民问题的逻辑起点。宪治是法治的前提、基础、核心和关键，同样
宪法是依法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前提、基础、核心和关键。但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农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经济法、行政法、
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从制度保障的角度去共同努力方能逐渐解决。本文试图从经济法的角度，围绕利益和利益机制对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期望为农民问题解决提供一种经济法应答的思路。
二、经济利益——农民权益与经济法的天然交点与基点
（一）利益冲突与协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制度原点问题
利益 [2]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从政治学来看，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一定社会内容和特殊性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 [3]。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都莫不与利益和人对利益的追求相关，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无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利益问题是涉及到人、群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冲突。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关系总是表现为矛盾与统一、冲突与协调的状态。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是所有冲突的实质所在。利益协调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人类社会就是在对利益冲突的不断协调中发展和进步的。旧的利益冲突被协调了，社会关系和谐了，新的利益冲突又随之出现，于是有了新的协调。尤其是在急速变化和发展的21世纪，人类社会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更加突现。在WTO背景下，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全球性问题也更加突现 [5]。
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在日益开放、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中国亦是更加突现的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义”与“利”之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义轻利 [6]，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重利轻义 [7]，以及墨子主张义与利并重 [8]等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言行。“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每一社会的经济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9]。中国革命和建设从开始到现在无不表现出如此的特征。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有较单一的利益主体模式被打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变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社会产生的增量利益日益庞大。于是，具有不同的劳动特点、谋生手段、经济地位、利益取向和消费层次的人群便自然而然的各自联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展开利益争夺，使得各个阶段、集团以及个人之间的冲突亦随之空前激烈和尖锐起来。中国复杂多样的自然和社会国情，使得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
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及协调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客观需要，人类社会随之会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范（如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等），说到底都是对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的产物，其内在地体现着人们之间一定的利益关系 [10]。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制度的原生力量均来源于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协调。
从哲学角度来看，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从现实角度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时空下，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建立在这种资源之上的可供人类分配和享用的利益总量亦是相当有限的。各利益群体通过自身有效的组织，利用一致的集体行动试图并展现出有能力影响其他群体或政府的决策，甚至法律的制定来尽可能扩大自身发展所需的利益，社会中的弱势集团更希望从利益强势集团那里分割到应有的利益。在利益分化的社会条件下，各社会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必将展开利益争夺，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和矛盾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使人类社会呈现扑塑迷离、迂回曲折、险象环生的外貌，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不同个体、群体、阶级、民族、种族、地区和国家之间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归根到底源于某种利益的冲突与争夺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