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越位”监督还是监督的“缺位”，均反映出当前人大监督思路不明，监督的着力点不准，与党、检察院、上级法院的监督权力界限划分不清，不能形成统一、高效、协调的合力机制。这种现状降低了监督实效，限制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优越性的有效发挥，损害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机关权力监督体系中的地位。监督越位，形成多头监督、多次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院的负担，而监督“缺位”则成为审判权健康运行的隐患。
二、宪政视角的司法监督：理论与规范
（一）人大司法监督的相关理论问题
1、 人大司法监督是我国政体的必然要求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享有立法权，并且立法权是最高权力，政府的行政权、法院是审判权均由立法权产生并从属于立法权。任何权力都要受到有效的监督，否则权力就会被滥用，已成为通说被广泛接受，监督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组成部分，是防止司法权腐败的重要机制。因此，作为享有立法权的人大，必须对审判权的行使情况进行监督。尽管存在检察院、上级法院等其它监督主体，但由于与法院没有直接的权力授受关系，检察院、上级对法院监督的侧重点在于具体审判工作，其影响力不可与人大同日而语，因此不能取代人大依据其统一国家权力享有者地位所进行的监督。
人大司法监督权更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根本体现。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代表人民的意志。从形式上看，审判权来自全国人大制定的
宪法，其实质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换言之，法院审判权最终来自人民的赋予，在我国法院是“人民法院”。既然人民享有统一的国家权力并通过其意志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宪法将审判权赋予法院，那么人民自然拥有对审判权行使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而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正是人民监督审判权的机关。可见，人大司法监督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体现和要求，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的体现，是我国政体的必然要求。中西国家性质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因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运行模式大相径庭。西方国家实行“司法独立”旨在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维护其政治统治。我国强调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需要，旨在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地位，进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2、人大司法监督是我国国家机构权力配置模式的必然结果
我国人大司法监督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下的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关系，因此不能以西方的“司法独立”来否认人大监督，也不能以西方的司法监督模式评价或改造我国的司法监督制度。西方国家奉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是相互独立和平等的，在权力运行上三种权力是相互制衡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可以通过特定方式监督司法，同时，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也可以对立法权进行制约。西方的分权制衡模式符合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和维护其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同时有其历史局限性。我国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真正的国家主人，在权力运行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其享有的立法权是最高国家权力，司法权、行政权由立法权派生并接受其监督。我国的监督制度，历经了近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参照中外监督制度的经验，按照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8 是适应我国政体的权力配置模式。
3、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国家机构在
宪法框架下协调运行的必要保证
司法监督应该在分权的框架下展开，人大不应也不能独享司法监督权。从权力来源看，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司法监督权也不例外。但权力来源与权力的行使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权力来自人民不等于把权力直接交由人民群众去行使，根据
宪法精神和权力监督制约理论，“人们完全可以根据民主的需要而将国家权力进行合理的分工，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这不仅不会伤害人民自身，反而会使人民的主权得以更好地实现”。9 由于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涉及到审判、队伍建设、司法改革等多个方面，且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对其监督不可能由一个部门来完成。因此有必要根据现实需要将统一的监督权进行“分权”，赋予人大以外的其它主体一定的监督职权，不同监督主体从不同侧面、运用不同的方式开展监督，从而形成一个司法监督的权力体系。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人大只是普通一员，其监督职权已经通过法律固化，一方面人大要切实履行
宪法所设定的监督职责，另一方面也不能轻易超越其权力的“领地”，干涉其它监督主体依法开展监督活动。总之，人大要做到“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