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尽早出台统一的许可评价制度立法。第20条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应当设定评价机制。但是，对有着大量需求的实践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目前重庆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它在2004年出台了《重庆市行政许可评价暂行办法》，较为详细的规定了评价主体、时限、内容、程序，具有比较强的操作性，这就为各地区、各部门设定了一个可供执行的标准，避免其各自为阵。除重庆外，还有零星一些县市也制定了统一的许可评价规范，在经过几年的实践之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其经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第二，严格规定评价机制的启动时限。
行政许可法未对此作硬性规定，是因为考虑到各地区、各部门的特殊情况，避免因机械的执行时限机制而导致某些不便。但各地相应的规定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有意的回避许可评价的启动时限问题。启动时限实际上是一个程序问题，程序可以有效的防治行政恣意。比如说《上海市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程序规定》就规定，在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6个月后，对该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效果以及是否具有继续实施的必要性进行评估，并在实施期满前3个月，向市政府法制部门提交评估报告。又如《淮南市行政许可项目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对本市公布的地方性法规中设定的行政许可项目，或对上位法设定的许可项目作出具体规定的，负责实施该行政许可项目的部门应当每年对其评价一次。这就可以及时的对行政许可进行清理，理顺行政与市场的关系。
第三，扩大公众参与评价的深度和广度。行政许可属于立法性事项，然大多数的许可的主导权都掌握在法规、规章中，其民主性是有待商榷的。[13]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行政许可直接牵涉公民的自由权，应当允许公民献计献策。第20条只规定公民具有建议权，而无相应的动议权，事实上公民对推动许可评价机制的功能还是较弱的。应当将公民参与予以高制度化，以充分发挥其功效。例如《重庆市行政许可评价暂行办法》就规定评价机关应当通过网站、报刊、座谈会、走访调查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公民意见。一般而言，公民参与的深度与广度越高，该许可的正当性越值得肯定，其执行的阻力也就越小。
四、结语
有关行政许可设定范围问题，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因素，堪称世界性的难题。
行政许可法尚处初创时期，各方面的实践还相当不成熟，目前暴露出如此多的问题亦是情理之中。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忽略了第13条，在设定和清理行政许可时缺乏对行政和市场关系的准确把握，这显然不利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权的运作、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必须深入领会第13条的立法精神，同时相应的盘活行政许可评价机制，进一步明确许可设定程序的透明度，这些对于建构成熟的行政许可制度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无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给与一个确定性的结论，然而，笔者依然会继续努力，因为：所谓的结论，就是你懒得继续思考下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