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
行政许可法第
13条的批判性思考
行政许可是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初始性权力，行政机关作为许可标准的制定者和相对人是否符合标准的裁判者，拥有极其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能被有效控制，该权力一旦被滥用，后果将不堪设想。第13条将行政许可范围法定化，为行政权干预市场设置了权力运用边界，从而为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提供了基础。因此，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充分理解第13条的立法精神，进行许可设定的必要性考量，显得尤为必要。然而，一部《
行政许可法》承载了过于沉重的社会期待，由于立法者在认知上的局限，以及社会实践的不足，第
13条的设置是不完善的。可以说，设定范围不清是
行政许可法的致命缺陷：
（一）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导致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应当具有明确性，这一点勿庸置疑。“只有依据事先已经知晓的规则、不偏不倚地适用，政府才被允许干预重大的私人利益。”[⑧]然而，就
行政许可法而言，第
12条是规定“可以设”行政许可的事项，第
13条则是规定“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事项。在这里，立法者用了两个非常模糊的字眼：“可以设”、“可以不设”。从语言学上来讲，“可以设”代表可设、也可不设许可，“可以不设”则意味着可以设许可、也可以不设许可。经过排列组合，可导致四种不同的理解，并不必然导致一个非常确定性的结果。这就给公民造成了疑问：到底什么事项可以设行政许可，什么不可以设行政许可呢？但是目前尚无相应的立法解释抑或行政解释来对之进行限定，这就留下了一个立法上的空白点。而根据
行政许可法第
15条、第
16条的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掌握着为数不少的许可设定权、许可规定权，可以说，真正的主导权依然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因此，立法语言的模糊实际上授予了行政机关巨大的自由裁量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