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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令央视承担应有的举证责任，创造了“媒体勿需举证”原则，“有罪推定”原则
央视在举证时限内未提交任何证据，一二审中既未举出毛巾含致癌物的鉴定报告，又未举出染料含致癌物的鉴定报告，也未举出证实技术员所说的“海龙”确指“海龙棉织厂”（海龙可指自然人，也可指字号含“海龙”其他诸多的厂子或公司），或者其他证实海龙棉织厂与源泉染厂有业务往来的证据。当然，央视更难证明或说明“海龙棉织厂在被调查使用致癌物染料的染厂染色”不构成污辱或诽谤。
央视在无上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有采访记者自己作证，法院即认定其“报道基本属实，无污辱诽谤内容”。所以法院不仅创造了一个名誉侵权案件的“容忍原则”，还创造了一个“媒体勿需举证”原则！
在此原则基础上，凭空认定央视报道即真实，令被批评对象来举证证实不存在受批评的现象，如果举不出，则报道事实当然成立，这里，也等于设定了一个“有罪推定”原则！
笔者注意到，本案二审法院主审法官胡沛先生，在08年第12期《人民司法》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新闻监督权与名誉权保护的平衡》的文章，就是谈致癌毛巾诉央视一案的，读者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该文不仅内容有失实之处（如谈在浙江毛巾大检查已检测出致癌毛巾，央视采访记者对毛巾进行了检测等，北京青年周末报道中也有此说法），其论述此案所采用的举证规则也是普通民事侵权案件的举证规则，即“你说央视报道失实，你举证吧，举不出来就真实”（当然举了也未必采信），难怪乎这样不公平，原来还是有学理依据的！
笔者可以问一个问题，央视报道孟林茂的毛巾在使用致癌染料的染厂漂染，假如孟象央视一样不提供任何证据来反驳，央视报道就真实合法，未侵犯孟的名誉权？法院审理时不应让央视证明其报道真实吗？胡先生的文章实在值得商榷。
（二）将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令被批评对象承担
孟林茂举出了被扣押毛巾经法定程序抽检，未检出含致癌物的鉴定报告，又举出自行到国家级检测中心检测未检出含致癌物的报告，一审法院还认为其不能证实其所有毛巾都不含致癌物。如上文所述，则是在程序上对孟的苛责和不公，对央视一方的明显偏袒。笔者注意到，《北京青年周末》记者采访二审主审法官时，二审主审法官也同样重申了上述一审一样的“举证规则”。（见2008年5月15日，北京青年周末《法官详解为揭露问题就要宽容媒体――原告律师称媒体是公众眼睛，出了毛病还能看到真实？》一文）
总之，判决书忽视、甚至回避了侵权行为的基本事实，掩盖了新闻造假的事实，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有违法理、严重不公，这样的判决没有给新闻监督权和名誉权保护之间做出平衡的界定。其创造的“容忍原则”、“媒体勿需举证原则”、“有罪推定原则”和其适用的逻辑，会给以后的新闻监督、司法实践造成恶劣影响。
培根在《论法律》一文中说道：“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虽然中国不属于判例法国家，但判例的比照适用，也比比皆是，司法审判对媒体权利的行使更有导向性，所以这样的判例还是没有的好！。这一判例的存在和沿用，给受损害的弱者、给公众和社会永留遗痛的鞭痕，鞭响还会继续，不知哪一天，哪一计鞭响会响在哪一位的背后和耳边！
现在，孟林茂容忍的简直不再是媒体的诋毁报道，而是纠正起来希望微茫的法院判决。这样的判决和法律适用原则更让我们沉重，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有一句话说“法律不外乎人情”，让人会有别样的理解，但我想“法律不外乎人性”是不会错的，但愿法院作出的是都是渗透着人性理念，真正人性化的判决！
孟林茂未在使用致癌染料的染厂漂染毛巾，法院已经查明；其毛巾也未检出致癌物，法院也已查明；甚至被调查染厂染料中是否确有致癌物质，法院未进行司法判断，还应存疑。然而，孟林茂要求恢复名誉的请求被“依法”驳回了，因为“央视报道主要内容真实，无污辱诽谤内容”，无论央视，还是直接报道他毛巾含致癌物的媒体都一样胜诉了，媒体没有义务为孟林茂来恢复名誉，进行更正，他将永远背着制造致癌毛巾的“奸商”恶名，受万夫唾指！此案使笔者十分感慨，媒体的责任心在哪里？受害者容忍批评的限度在哪里？法律追求的正义和公平在哪里？弱者寻求司法保护，司法救济的希望在哪里？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又在哪里？我们讲法院是一个“平衡器”，是一个平衡权利义务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弱者和受害者权利救济的所在，法院通过司法审判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其实现上述目的的杠杆是法律，而不是其他。笔者认为，“容忍判决”严重悖离了上述目的，也公然违反了法律，损害了司法权威。
致癌毛巾一案，引发的论题，不单是平衡监督权和名誉权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同样是涉及“公众利益”即公众知情权的问题，涉及媒体监督权、公众知情权、名誉权保护三者的平衡。！媒体涉及到事实的揭示和披露不应出现实质上的错误，出现了就应予以更正，属于失察就应道歉，直至赔偿损失。因为媒体承担的不仅是监督权，还同样重要的承担保障公众知情权的义务。媒体报道事实的错误，既侵害他人名誉权，又侵害了公众知情权，损害了公众利益。媒体误导甚至欺骗、愚弄了公众，会造成公众的不信任，等于媒体自牋。所以要求媒体承担真实披露、及时更正的严格责任是媒体立身之本，即其作为传媒的根本属性决定的，自应确定为媒体的法律义务。要求其承担上述法律义务，并不妨碍其监督自由，同时也使公众知情权、他人名誉权得以保障。司法审判也应按上述原则来确定媒体的责任。为了实现上述平衡，应确定媒体对所报道事实负举证责任，而不应将这一举证责任推给诉讼对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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