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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40-41。
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 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滋贺秀三认为“家族生活那样的被认为与法相比不如说情谊更容易支配的领域里，更让人感到惊奇的，却是在人们的意识中清楚的确定着的，对每个人来说哪些是他被人所承认 的权利，并基于这些共有规范来使事务得到处理。因此，不用期待成文法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刻在人们的意识中并活生生的发挥着作用的具有法的性质的论理”，称之为法意识，换言之也可称之为自然法。
克利福德·吉尔兹 著 王海龙 张家瑄 译：《地方性知识----阐述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
吉尔兹认为“法律与民族志，如同驾船、园艺、政治及作诗一般，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识相关联的工作。”
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卷p703。
“无可否认的是，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与分享中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乃是人类最坚韧的一种历史心性。因此人类总是试图通过编织一张文化的意义之网，以设定并强化自我的边界，进而根据生活场景的变换而有伸缩性地将‘非我族类’加以区分。”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p319。 在本书中梁还说：“族姓之谱，六朝、唐极盛，宋后渐微，然此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分时代个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今人读来，不得不叹服其真知灼见，和感叹后无来者之苍凉。
如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将优生学和人才学引入宗族研究，所著《明清两代嘉兴望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通过对嘉兴望族血系分图，血缘网络图，世泽流衍图的制作，统计出每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到83世，嘉兴的望族平均能维持200余年，认为世家大族兴废盛衰的关键在于遗传、教育这些祖宗的力量以及移徙、婚姻、天寿的状况。
另外，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也言：“中国各省府县之地方志，实亦可当中国之社会史。正史较详政治，地方志较详社会。······今欲搜集地方社会史料，则方志其首选矣。”
此外，可参考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收入吕著《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潘光旦《家谱与宗法》（《东方杂志》27卷21号）；郎擎霄《中国南方械斗之原因及其组织》（《东方杂志》30卷19号）等。
转引自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载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另外，其以文学的叙述方式写的《金翼》（三联书店1999年版），也是关于宗族研究者的经典著作。
转引自王塑柏、陈意新：《 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期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可参考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冯尔康等合著《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
其中专题研究涉及宗族经济（可参考傅衣凌的社会经济史派的一系列成果，以及关于族田的研究）、宗族法（可参考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族谱的研究。
区域研究主要围绕南中国的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如福建之郑振满、杨国祯、陈支平；广东之叶显恩、刘志伟、科大卫；安徽之唐力行；江西之梁洪生、许华安；江苏浙江等地之冯尔康、朱勇、钱杭等。
可参考张佩国：《多学科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革命、宗族与方法讨论》，载于《社会》2007年第2期。
这里“史观”与“史料”说法，乃为借用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中国史学的归纳：“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解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中心任务。”详见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收入康乐、彭明辉 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卷p703
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p43脚注部分。作者针对知识专业化背景下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建构伟大理论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并诗意的说：“我们-有限智慧的普通人-所有的努力其实早已烟消云散不留痕迹，偶尔亦成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笑料，至多不过是一片小小的树叶。”或许只有当社会科学研究者摆脱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预设，以一颗悠然的心对西方一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报以会心一笑之时，“文化自觉”才成为可能！
这里的宗族信仰，笔者主要以其中之----祖先崇拜----为叙述重点。林济认为，宋代以后，因地方士大夫对宗族文化的再创造过程，族群由原来的鬼神之祭转化为祖先崇拜的内核。可参见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p94-104。
之所以称为袁姓村落，是因这些散居各处的村落都为同姓同宗的单姓村。
见附录四中宗谱图片。
如二十一届编修谱例为：1，图（圣旨等）；2，历代先祖像；3，序文（袁氏由来，以及从第一届至二十一届编修之序文）；4，编委名单；5，诰封；6，诸公传；7，赞助名单；8，袁氏条约；9，籫缨录；10，大事记；11，分布图；12，村照；13，世居志；14，世传志；15，迁徙志；16，铜锅志；17，山图；18，百世派；19，世系图；20，老世系。
见《二十一届家谱序》，载于《袁氏宗谱》。
见《十八修谱序》。
见《重修东卢公墓志》。
这里的“双溪”即位于今都昌县徐埠镇。为都昌袁姓宗族的发源地。始祖彬公，号伯凤，生于宋高宗绍兴年间（公元1134年）。
见《袁氏宗谱》，因为地方编纂，未有出版。
见《都昌双溪支铜锅志》（载于《袁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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