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蒋庆而言，其所著《政治儒学》一书中重要主旨之一就是强调二十世纪的新儒学并未能为身处现代的中国提供一种真正的儒家政治哲学。蒋庆认为，这种新儒学坚持宋明理学的心性和人性，可以称之为是“生命儒学”或者“心性儒学”。 而“生命儒学的优势在于其本身的良心和心性理论，人个体的完善和道德修养。”蒋庆指出，“生命儒学大体上未能为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建构提供任何具体的儒家式的制度性建议。他批判新儒家学者对西方式自由宪政民主不加批判的接受。然后，新儒家主张现代儒家思想的演变在逻辑上必然导致民主。”但是，蒋庆同时又论证出，在中国传统中至少还存在其他两种儒学流派，可分别以称之为“政治儒学”和“政治化儒学”。蒋庆认为，当政治儒学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来为帝国发挥一种正当化的功能时，也就提供了针对政治权力运作的一种批判评价标准。在另一个方面，政治化儒学的典型是汉朝的古文经学，它强调帝王的神圣地位和绝对权威，是一种仅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
　　尽管蒋庆对西方自由民主持批判态度，并且批评新儒家政治哲学是一种完全的西方化，但他并不反对借鉴西方民主传统中的某些因素。蒋庆反对被大多数当代西方学者所承认的自由和民主中的某些主要原则。对于民主，他明确反对那种自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就被承认的人人平等和国家主权原则。
　　就康晓光而言，他注意到许多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将自由民主视为针对中国疾病的灵丹妙药。他对此表示反对。他主张，一种西方式民主的引进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反而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康晓光指出当前的中国政权面临着一种合法性危机，进而提出在为中国谋划未来时基本上有两个选项可以选择：重西方化和重中国化。儒家的仁政学说较少关注政治权力的来源而更关注政治权力的运行。为了实现他所谓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儒家化”（或者重儒家化），康晓光提出一种两手战略。第一个战略涉及到国家，第二个涉及到市民社会。康晓光承认，传统中国对政治权力滥用的预防是不足的。然而，他确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必须的，并且为了中国未来的政治秩序，其他的预防制度能够被设计出来。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尽管康晓光反对将自由民主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但是他的某些建议的贯彻执行——包括那些涉及到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建议——将会使得现在中国政治秩序重大的自由化成为必要。
　　徐复观（1904-1982）和几个新儒家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和张君劢）一起撰写了在1958年公布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宣言》中除其他内容之外还包括对二十世纪新儒家政治哲学确切的表述：在中国传统中——尤其是儒家传统中——不仅含有民主的种子和胚芽（我将其称之为“命题1”），而且中国民主宪政的建立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内在要求或者必然发展（我将其称之为“命题2”）。根据命题1，儒学是和民主相兼容的。根据命题2，比起以前，中国的民主发展将“能够使得她的国民品格达到一个更高程度的完美，使她的精神生活取得更加完善的发展”。因此，看起来命题2是比命题1更加强势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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