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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序良俗条款与整体主义价值观（方法论）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文化永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长存常新的问题，也是贯穿人类文化的一个永恒的根源性的矛盾。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与整体主义（holism）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和价值原则。[9]罗素指出，自古以来的哲学家们“可以区分成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和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10]这句话很精辟地指出了人们因立场不同而分属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两个不同的阵营。借用法国学者迪蒙的概括，重视个体价值、忽视社会总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个体主义意识形态。重视社会总体性的价值、忽视个体人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整体主义意识形态。[11]不论是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都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既具有方法论的涵义，又具有价值论的意义，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研究方法和价值原则。”[12]
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主要是一种以群体为价值本位的思想体系。它认为，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群体或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群体或社会并不只是保障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手段或工具，更重要的乃是一种本体的存在，是个人安生立命的基础。根据波普尔的解释，集体主义要求个人去促进整体的利益，这整体可为全人类，亦可为一个城邦、部落、种族、阶级或任何其他集体组织，其本体论前提是：“部分因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因其部分而存在……你是为整体而被创生的，但整体并不为你而创生。”[13]如果说整体主义价值观强调整体的本体性，那么，整体主义方法论则是一种以整体作为研究的基点，通过群体行动的分析来说明该学科的基本立场与基本内容的方法体系。在马尔科姆·卢瑟福看来，方法论整体主义具有以下特征：1、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3、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14]
当今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法律之所以大都将公序良俗纳入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要素之列，其道理其实并不玄奥。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公序良俗对私人自治的制约体现了在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中，人的个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制于人的社会性，简言之，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要对人进行制约。“人是合群的社会动物，决不可能离开群体而正常生存”，因此，人不仅是单独的个人，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的主体。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正表现了社会对于个人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即社会强迫个人遵守构成该社会基础的一些规则。[15]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公序良俗对私人自治的制约体现出了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一定局限性以及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私法中的一定程度地运用。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实际存在两个基本“定律”。所谓第一定律是指：在某种情况下，当个人仅仅考虑其自身利益时，集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这种情况下，个体主义的方法是有效的，个人利益的叠加就是全体利益，这就是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第二定律是指：在某种情况下，不管个人如何精明地追逐个人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不会自动地发现，此时此刻，只有借助于“引导之手”（a guiding hand）或者是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求得有效的集体结果。[16]在我看来，第一定律体现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它反映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契合与和谐。一般来说，对前者的追求往往就可自然引致出后者。如边沁就明确地指出，“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那么社会利益又是什么呢？——它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若是不理解何为个人利益，那么讨论共同体利益便毫无意义。”[17]第二定律则体现了整体主义方法论。它将社会利益、社会秩序等凌驾于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之上。考夫曼指出，“秩序为人类的最基本需求，人可以没有科学医药而活下去，但不能没有秩序。”[18]爱尔维修也认为，自爱是人的本性，公共利益是道德原则，为了保持两者的和谐，一要教育，二要立法。公共利益是人类一切美德的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础。[19]在保障个人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对个人利益的一定限制来实现整体利益是必要的，私人自始即不能排斥整体主义价值观与方法论在私法领域内一定程度的运用。诚如法国学者所言，政治公共秩序，其实质是对个人主义的限制，也就是说，个人为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而对于群体，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20]这确实是言之成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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