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自由宪政文明的进路-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二、英吉利文明的贡献
　　那么，英吉利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追问的问题，虽然其本身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英吉利民族贡献于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文学艺术成就、经济政治智慧相互间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因而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它们分别构成了我们当下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今天仍然生活于英吉利民族开启的文明之中。如果把英吉利文明的某个方面从现实中抽走，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将会重陷于黑暗之中。
　　在色彩斑斓的英吉利智慧中，以自由涵养政治，以法治守护自由构成了英吉利民族的标志性贡献，这在今天已成为了人类行动的向导。自由与法治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导航明灯，在引导着人类政治远离人性阴暗的深渊而趋近文明健康的高地。英吉利是自由宪政的故乡，构成今天世界范围内宪政的主要支撑性制度都可在英吉利民族的历史实践中找到其端绪或根据。正如有学者断言：“自由政制的治术是盎格鲁诺尔曼(Anglo2Norman)种族对于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本来现代文明，以构造论，最为复杂；因之，现代文明种人常从殊方异国得到各种文化的渊源。譬如，宗教来自东方；字母来自埃及；代数来自摩尔人(Moors) ；艺术与文学大概来自希腊；法律来自罗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惟有关于政治组织中之基本概念，现代文明中人在势必须请教于英国的宪政制度；于是，在世界各国宪法中往往有许多通名与成语，除却引用英国政治的理论及实际所有典故外，无从解释明白。平心而论，代议政治并非始创于英国；但是我们追论此项政治在各国中之进展过程，我们不免会失望。因为首创此制的一切国家并不能令其有继续发展机会。卒之，只有英宪能成各国宪法之母。不管巴力门的名称在各国中如何立异，例如， Congress， Cham2 ber，Reichstag，Rigstag， Storthing，或Sobranje；他们在实际上都具有这位母亲的肖像。诚如是，我们虽谓在盎格鲁诺尔曼人的领导下所产生现代世界的平民文明实为政治学上之最显赫事迹，以不为过。”〔7〕所以，大凡研究法律与政治，英吉利文明就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是近现代法律与政治史的起点。
　　英国人对于自身作为人类近现代政治文明的策源地非常自豪。在1989年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曾提到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份最为系统的人权保障立法，法国人是人权保障的先行者。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立即对密特朗进行了反击，她自豪地向众人宣称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才是最早的人权法案，英国才是人权保障的真正发源地。不管学界对《自由大宪章》的历史地位如何争论不休，她所开创的“王在法下”的立法先例还是开辟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在其于1215 年订立之后，每遇历史的转折，她就会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从人们的记忆深处走来，参与历史的书写和缔造。人们对她的不休论争本身就说明她是不可被忘记的。她已构成了人类文明制度的建设质料，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一个增长点，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凭借。由此出发，英格兰民族在数百年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国一跃成为雄霸四方的大帝国。今天，日不落帝国的神话已经永久性地破灭了，但是，由其开掘出的资本主义文明却正如日中天，由其缔造的自由主义宪政精神也正当阳称尊。大英帝国的形式烟消云散了，而大英帝国的本质与精神却成了永恒。
　　吸纳、传播乃至复制英吉利文明构成了人类近现代文明史的主要篇章。在托夫勒描述的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格兰民族发动了蒸汽和电气两次浪潮，第三次革命浪潮——信息化浪潮则由其后裔发动。如果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真是作为群体性的人类追求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话，任何一个欲达至这一生活方式的国家，都必须从这种文明中汲取知识、技能和智慧。环顾近世以来求索突奔、竞相称雄的几大文明，若以上述标准衡量，英吉利文明已远远超越了并仍在继续超越着他者。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越是较早、较密切地接近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越是抱守残缺、自感优越、排拒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近世命运则都比较坎坷。时至今日，这些国家被贫穷、腐败和屈辱所围困，而英吉利民族却“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确信没有人企图推翻他们。”〔8〕要吸纳、传播乃至复制英吉利文明，首先必须理解英吉利文明。而真正的理解，必须在历史中进行。笔者之所以选取书写在羊皮纸上的《自由大宪章》进行研究，就是意图通过对这一宪政史文献的解剖、解读，去捕捉折射于其上的英吉利民族智慧和英吉利民族精神之光。英国近代法学奠基人布莱克斯通在200余年前首开了研判大宪章的先河，他在1759年的著作中指出：“在我们英国历史的古代部分，没有什么比自由大宪〔9〕章的发蒙、发展、演变，最终得以订立更有趣、更重要的事情了。” 我忽然意识到，在我这种显然不是不自觉的研究课题选择中，凸显着一种极强的寻根意识。约翰·凯利教授曾刻薄地指出，当代的法理学在“气喘吁吁地追随着20世纪中期的分析语言学以及晚近的政治研究的些许踪影。”〔10〕而事实上，我们也在东施效颦般追随着。如果说西方法学正在丧失人文情怀赖以生成、涵养的历史感，那么，我们则是根本不知现代宪政背后尚有历史凭借的存在。也或许是我们本知道有这一凭借的存在，而只是无暇顾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