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吉利文明的发祥
　　〔1〕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铁蹄踏上了不列颠岛，古罗马文明在这片土公元9世纪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盎格鲁萨克逊王国，此即英格兰王国。萨克逊人和裘特人乘西罗马帝国衰败之机，从欧洲大陆北部入侵不列颠，填补了罗马人撤退后留下的空白，并逐渐掌握了对不列颠的统治权。至地上驻扎了下来。从公元5世纪中叶起，日耳曼部落的盎格鲁人、英吉利文明的发祥地是大西洋中的不列颠岛。最早从欧洲大陆来不列颠岛居住的是伊比利雅人〔2〕在此后不久，盎格鲁萨克逊的统治权还曾一度被丹麦人所劫掠。公元11世纪初，大不列颠又恢复了盎格鲁萨克逊的统治。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不列颠，英吉利民族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西欧政治舞台。“1066年诺曼征服后的英格兰历史是一部努力摆脱作为欧洲大陆无关紧要的一个岛屿而成为一个向全世界输送它的人民、语言和法律的伟大国家的历史。”〔3〕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卷上，色彩纷呈的是每一个民族各异的性情。就每一个民族历史的形成而言，其民族的族性显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蝴蝶效应”中，蝴蝶翅膀的扇动力是极其弱小的，但它却转化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人类的成员，各个民族本无质的差别与分野。差别在于细微处，所谓“细微处见精神”。正是那些不易被人们所觉察的细微差异导致了各个民族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方向。德意志人善思辨，法国人爱浪漫，中国人喜中庸，于是有了德国人的理性严谨，法国人的多情浪漫和中国人的随遇而安。不同的民族性情，演绎出了不同的民族历史；不同的民族历史又锻造着不同的民族性情。日耳曼人的祖先是居住在斯勘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个部落，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日耳曼人的后裔中看出斯勘的纳维亚人特有的自由天性的影子。
　　英吉利民族又是文明杂交优势的产物。恩格斯认为该民族是由日耳曼语族的民族和罗曼语族的民族构成的，对其民族的特征，恩格斯做过经典阐述：“日耳曼成分和罗曼成分并列地发展，最后形成一种具有不可调和的两个片面性的民族。日耳曼唯心主义保留有那样多自由活动的余地，它甚至能够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转变为抽象的外在性；妻子儿女仍然可以被合法地出卖以及英国人的整个商业精神，肯定应该归之于日耳曼成分。同样，罗曼唯物主义也转变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内在性和宗教笃诚；由此就产生了日耳曼新教内部持续存在着罗曼天主教这种现象，产生了国教会、世俗君主的教皇权势以及使宗教拘泥于仪式这种彻头彻尾的天主教作风。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关心彼岸世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生活起来却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向往天国丝毫不妨碍他们同样坚信这个‘赚不到钱的地狱’。因此，英国人怀着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这种不安促使他们走出自我而行动起来。矛盾的感觉是毅力的源泉，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4〕
　　恩格斯对英吉利民族特征构成的解析应该说是十分独到的。日耳曼成分为一极，罗曼成分为一极，两极分别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化合而成了该民族的独有个性：既是最笃信宗教的，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既是最保守的，又是最开放的；既关心着彼岸世界，又时时不忘此岸世界。但是，如果说英吉利民族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在英吉利民族性格中的两极乃天合之作，本不存在解决不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两极间的矛盾，或者这两极间的矛盾被解决掉了，英吉利民族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因为有了这对立的两极间形成的巨大张力，才弹射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瑰丽的文明智慧之光。如果说英吉利民族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内心不安，那也仅仅意味着该民族拥有最先发现这种不安的智慧和力图去解决这一矛盾的勇气。其他民族内心安宁的获得往往是因为心智的未开或早衰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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