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律解释中的利益衡量。法律须解释才能适用，因为法律通过作为其载体的语言而表达，而语言文字本身具有多义性，由此也导致法律解释方法的多样性，“而每一种解释方法，又可分为不同的诠释，学者各执一端，致生歧义……严重影响法律适用的安定性”法律解释是一个以法律意旨为主导的思维过程：每一种方法……须相互补充，共同协力，始能致合理结果，而在个案中妥协调和当事人利益，贯彻正义的理念.”[3]法律解释中的利益衡量具有实益，尤其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有漏洞时。如著名的广西广播电视报诉广西煤矿工人报侵权案中就涉及对原
著作权法第
5条“时事新闻”的解释，涉及当事人之间和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不同的解释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不同的判决结果（该案评析参见梁慧星《电视节目预告表的法律保护和利益衡量》，载于《民商法论从》，第3卷）。法律解释中的利益衡量涉及法律解释方法的多样性及其位阶关系，按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其中，文义解释是基础，但其概念有多义性，须结合其他解释方法阐明；体系解释（含体系解释）的功能在于依法律体系上关联去探求法律规范意义，并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立法资料有助于探求法律规范意义；比较法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其他方法不能阐明法律疑义时应适用目的解释。[4]
值得思考的是，利益衡量论认为，法律解释的选择终究是价值判断问题，因此不能说某一 解释是绝对正确，法解释学所追求的只是妥当性问题。其哲学基础是所谓价值相对主义。法院的判决不应取决于一种形式上的机械的三段论，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实质的判断，即主张利益衡量先行。这样就使法律仅仅成为了法官利益衡量结果的外衣，而其里面包裹的可能是主观随意，那么法律的科学化将何以可能？
2、合同解释中的利益衡量。不仅法律解释中会有利益衡量，合同的解释中同样存在利益衡量。（1）源于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的对立的主观解释规则和客观解释规则。在合同的解释上，意思主义主张，合同解释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和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在表示和真意比一致的情况下，应探求其真意而解释，而不拘泥于其表示的字面含义而成立，即采主观解释。而表示主义主张，只有经过表示的意思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因为内心意思如何，非外人所知，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应以相对人的了解的内容为准，以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即采客观解释。这两种解释侧重的当事人利益保护也是不同的，其中，意思主义侧重表意人利益保护，表示主义侧重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现代民法多采表示主义以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避免使相对人成为他人难以捉摸的意思的牺牲品，同时，对表意人利益也非完全忽视，相反对其通过规定意思表示错误的撤销制度予以救济，从而达到一种双方利益的平衡。（2）补充的合同解释。即对合同的客观规范内容加以解释，以填补法律的漏洞的现象。在英美法是通过“默示条款”（implied items）来实现的。补充的合同解释探求的不是当事人的真意（事实上的意思），而是所谓假设的当事人意思，它属于一 种规范的判断标准，以当事人在合同上所作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为出发点，依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惯例加以认定，以实现公平和效益。这样通过解释的方式使合同发生当事人和社会期望的效力，有助于促进交易的成功，有利于当事人和社会的利益最大化。相似地，在合同既可认定无效也可认定有效的情形下宜通过解释使其有效，以促进交易和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