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济、社会制度入宪：资本主义
宪法基本回避对社会制度进行整体定性，而是用权利和自由的语言表达其社会理想。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更是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的
宪法力图从事社会整体性重构，因此，经济、社会制度便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
宪法的重要内容。尽管也可以用国家、集体所有权的权利概念表达，但集体人格（包括国家人格）作为权利主体进入
宪法，也就意味着一个高级的权利主体凌驾于个人至上。以中国
宪法为例，尽管中国是一个非宗教国家，但
宪法第
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里的“神圣”可以不从字面理解，而解释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无条件的”。这些涵义都属于主权的属性，公有财产作为物不具有神圣性或主权特性，要探究其神圣性就必然追索至集体人格和国家人格的神圣性，可是集体人格和国家人格的神圣性又源于哪里呢？即便说国家人格的神圣性是一种必要的假设（
宪法关于祖国神圣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具有历史渊源的话，也无法解释集体人格的神圣性。这就需要追溯到目的的神圣性上去，追溯到社会主义的理想上去，正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圣性或准神圣性。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人格、国家人格联系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政府不仅积极能动，而且被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守护者的神圣使命，个人像一个被引领着朝向神圣目的前行的信徒。
第二，理想主义：
宪法都面对两个任务，一个是“正义的生活”，一个是“好的生活”。资本主义
宪法偏重正义的生活理想，这个正义是底线的正义，即区分“你的”和“我的”的正义，区分公与私的正义，因此政治也就是有限政治，即法律秩序政治。社会主义
宪法偏重“好的生活”理想，不仅要实现物质的自由，而且要实现道德的自由，其正义观侧重实质正义，而偏废形式正义。正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神圣性给社会主义的集体人格、国家人格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尽管集体和国家是共产主义要最终消灭的，但由于这些主体参与了神圣的理想实现的过程，所以也具有了神圣性。理想性，也就是目的取向，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就是任务取向，因此政治活动的形态主要不是规范型的，而是运动式和命令式的，是能动而多变的。于是乎，
宪法的规范色彩参杂着纲领色彩，整个
宪法色彩斑斓。
这样的
宪法，主要依赖共产党和政府积极的“政治实施”，法院面对伟大的国家理想，无法获得
宪法自信，总是担心自己的行为妨碍国家目的的实现。
第三， 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理论用一种阶级分析的社会学的国家概念否定、取代了一种抽象的、虚拟的作为一个法律秩序的国家概念。这样，国家就变成了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尽管社会主义分享了现代国家的“机器”观念，即技术化的要素，但剥离了中立的属性，而变成了阶级专政的工具。相应地，统治权或权力，也不是一种和个人权利相对接的法权，而是一种实力，甚至被定义为一种暴力。现代国家一般把权力关系解释为“命令的权利——服从的义务”的法权关系，而社会主义理论把权力关系解释为“压迫——被压迫”的事实状态。换言之，就是用专政（dictatorship）来表达统治权。
根据这样的权力观念，
宪法是什么？
宪法是权力的派生物，而权力是一种事实，因此，
宪法乃是权力事实的附属品和工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对于
宪法有一个经典解释：“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11] 。毛泽东的解释一针见血地揭示了
宪法对权力事实的依附以及
宪法的合法化功能。不管是放在当年的语境下，还是放在普遍的历史背景下，上述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
宪法教科书把这种客观描述当作
宪法的规范定义，不把
宪法当作逻辑上先于权力的规范，约束权力的规范，而把
宪法当作权力的产物和工具。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
宪法观的时间概念，它是一种关于过去的科学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
宪法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历史事件，无需实施。只要统治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权力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自身，政治本身就是
宪法。
把
宪法、法律和统治阶级的意志等同起来，人民的概念就被解构、重构了，就必然存在“人民”、“公民”、“人”三个概念的协调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和公民权利、人权的协调问题。同时，
宪法上虽然有必要进行科学分工，但在最终的意义上反对分权——分解主权。
三 中国的根本法——生存的法
成文
宪法整体上被称为根本法，这个根本法由一束“根本”（a bundle of fundamentals）构成。在中文的语言习惯中，我们通常把这些“根本”称为根本原则或基本原则，我这里称之为根本法（则）。这与
宪法整体被称为根本法（单数的）并不冲突，因为
宪法不过是用一个单一的文本将这些根本法集中起来而已。中国
宪法内涵那些根本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条可靠的捷径就是解读
宪法序言。
中国宪法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
关于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的争论[12]。这个问题表面上是针对序言，实际上是针对整个
宪法的法律效力，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对中国
宪法的本质的思考。一些人认为序言整体不具有法律效力；一些人认为序言的叙述性内容不具有法律的规范形式，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法律效力。这两种观点都无法圆满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宪法规定“本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如此，怎么能说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呢？难道序言不属于“本
宪法”吗？可是反过来说，叙述性段落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并不包含规范内容，本身不需要实施，又当如何解释？在我看来，序言的叙述性文字论证了共产党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序言规定的原则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把序言的叙述性文字和原则内涵割裂开来，实际上削弱了原则的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