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以宗法制为核心，宗法制的内在精神就是区分人们的贵贱上下、尊卑长幼，从而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法原则。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形成的宗法制度，是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儒家思想，把父子、夫妻亲属关系提到了与君臣关系相等的地位，并列为所谓“三纲”。从而把夫妻、父母、子女等家庭亲属关系，确定为法律上的等级关系，从属关系，甚至奴役关系。这样的一些宗法制的原则，对民法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与国家制定法相比，宗族法更具体地从细节上对婚姻、家庭和继承等关系加以规定，并且重点突出其宗法性，具有作为国家制定的民法条文的具体化和补充的性质，宗族法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有关规定，显然是民法的有效实施细则。但是，由于宗族法是千千万万个宗族自行制定的，具有分散性、独立性，自然妨碍了统一民法典的形成。
　　从地理特征的角度来看，中国历来都是所谓“幅员辽阔，地大物博”。领土的宽广与小农经济对人民在经济上和地域上的限制是一对矛盾：人们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四处游走去购买或交换商品，只在方圆十几里甚至几里的范围内活动——因而没有必要形成调整商品交换的民法，此其一。其二，宽广的疆域也给民法典的制定和推行造成了障碍：一方面，民法的制定需要根据全国的情况，即需要收集全国各地的相关规定和习俗，从而制定出相应合理和便于实行的法典，但交通的不便使得这样的工作实施起来难度巨大；另一方面，即便真的制定出来这样一部民法典，其在各地施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原因在于各地会根据自己的习惯法和宗族法来调整本地的民事关系，对不合本地习惯的法律规定有着本能的抵触，因此，即使有这样一部法典，也不一定能够抵挡得住地方习惯的抵制。
　　（六）以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中国，封建性的成文法是皇帝指定官吏起草的。官吏一切听命于皇帝，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唐伊始，宋、元、明、清各朝的基本法典颁布之后都鲜有变更。如果提起修改法律，连后代的皇帝都有“变乱祖制”的顾虑，更何况那些原本就战战兢兢的官吏们。
　　此外，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实行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学研究被经义注释取代，法令书籍藏在官府，凡学者以吏为师，从而打击了法学自由研究，造成中国古代只有律学而无法学的情况。中国古代律学主要表现为司法官吏根据政治需要，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理论即儒家经义解释法律——虽然对司法有一定的帮助，却少有对法理的探讨和对法律的批评，不能使律学发展为有创造性和权威性的独立的法律学科。[5]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