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派”承认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主张“立法固贵因时”，“法不得不变”，同时强调保持社会的稳定、连续性，坚持审慎变法，“持久毅力”。沈家本等“折冲樽俎”，“模范列强”，快速制定的《刑事
民事诉讼法》草案却遭主张“博采东西诸国律法，详加参酌，从速厘订”的张之洞等的激烈反对。张等的反对原因在于该草案引进的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扞格难行”。中国诉讼法制的改革，包括刑事
民事诉讼法的制定、西方诉讼法律制度的引进等不应骤然进行。“外国法学家讲法律关系亦必就政治、宗教、风俗、习惯、历史、地理，一一考证”，法、德、日等国“变法者，皆从改律入手，而其改律也，皆运以精心，持以毅力，坚苦恒久，而后成之”，因为“惟是改定律例，事纂繁重，既非一手一足之烈，亦非一朝一夕之为”。所以，中国变法修律，“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庶免官民惶惑，无所适从。”(18) 他主张从国情民俗出发，“运以精心，持以毅力”，再“期于民情风俗一无阻碍而后可”的渐进变法，反对“不察情势，贸然举行”、“过于西制”的激进变革。劳乃宣也提出了“不可妄变”的主张。他提出，虽不能“拘于成法以治之”，然而旧律基本精神、思想已深入人心，不可骤然改变。“欲举一世之法而悉变之”者，其意虽善，但偏激导致的危害甚于不变法。他指责这些人“欲以一时之力尽矫天下之失而不知风气当以渐开”，他呼吁“变法必以道为本，以时为衡”，“新学在所必兴，而不可因而废儒术之旧”。劳还从法律与道德之紧密联系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法律“不可妄变”：“法律与道德诚非一事，然实相表里，必谓法律与道德教化毫不相关，实谬妄之论也”，“外国之俗重平等，而中国之俗重伦常，周孔之教，深入人心者，已数千年。所谓久则难变也。骤以外国平等之道施之，其凿枘也必矣。”他希望，不仅“刑律之修”而且“地方自治之规”、“国民代表之制”皆能“次第发生”，“假以岁月”，“加以提撕”，国民爱国爱家之心“不期然而然”产生，变法修律根本宗旨也即达到(19)。
劳乃宣不是“愚昧无知的阿Q”，不“拒绝对新学的了解和研究”，“常援引外国法律抨击法理派”。劳超越前人将法律起源与生计、风俗、礼教、政体联系起来思考，“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基本上是科学的”(20)。他以为，人类“生计”不同，法律有异。“法律何自生乎？生于政体。政体何自生乎？生于礼教。礼教何自生乎？生于风俗。风俗何自生乎？生于生计。”人类有农桑、猎牧、工商三类不同“生计”，就有三种风俗、礼教和政体对应，产生家法、军法、商法三种类型的法律。在农桑之国，人们耕定田，居定所，男耕女织，听命父兄，故家法以立。“家法者，农桑之国风俗之大本也。”农桑之国的礼教政体由家法生，法律以维持家法为旨归。“家家之家治，而一国之国治也。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是也”。在猎牧之国，人们择水草之处而居，依兵法维持有序生活，其礼教政体由兵法生。在工商之国，“人不家食，群居于市……人人服从于商法”，其礼教政体由商法生。“风俗者，法律之母也，立法也不异其俗，其凿钠也必也。”法律“不能与风俗相违”，作为农桑之国的中国，不能用兵法和商法，只能“从家法”。对“中国之坏，就由于慈父孝子悌弟太多”，“四万万人都是对于家族负责任，并非对于国家负责任”的指责(21)，劳辩解说，中国人只知爱家不知爱国，不应归咎家族主义，应在于秦后的专制制度。“春秋之世，正家法政治极盛之时也，列国之民无不知爱其国者”。“国人莫不毁家以护其国，家法政治之下，民何尝不爱其国哉”？西人爱国，非不爱其家。西国“行立宪政体，人人得预闻国事，是以人人与国家休戚相关”，西人“深明家国一体之理，知非保国无以保家”，“其爱国也，正其所以爱家也”。中国秦以后的专制使“一国政权悉操官吏之手，而人民不得预闻”，人民但知爱家不知爱国。如“今中国已预备立宪也，地方自治之规、国民代表之制，次第发生也，假以岁月，加以提撕，家国一体之理渐明于天下，天下之人皆知保国正所以保家，则推广其爱家之心而爱国之心将油然而生”。不能借口“家法政治之不善”，以欧美“尚平等，重权利之道”代替“家法之治”(22)。而且，中国的家族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除了“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的狭义家族主义，还有“事君不忠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尧舜之道孝悌而矣”的广义家族主义。他主张，“保存伦理上之狭义之家族主义，以弥政治所生缺陷，提供广义之家族主义以为国家主义之先驱”(23)。总之，劳乃宣主张，“变法……本乎我国故有之家族主义……以期渐进于国民主义，事半功倍”(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