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社会环境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之相配套的社会领域制度的发展却严重停滞，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腿长、一腿短”，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态势。社会发展的失衡状态对犯罪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过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过于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经济的功能和角色在社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致使当发生冲突时，非经济的角色要一律让位于经济角色；经济标准和规范渗透到非经济领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甚至被移植到道德领域；社会成功的标准过于单一，那就是经济上的成功，追求物质财富成为了衡量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这种不惜任何代价获取物质成功的愿望削弱了社会集体意识，限制了人们追求其他类型成功（如“好名声”和受人尊敬的声誉）的愿望。美国社会犯罪学家理查得·罗森菲尔德就曾经指出：“在追求终极目标的过程中，非法手段总是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如果把金钱成功作为不可避免的最终追求目标，那么非法活动就永远有吸引力。”[⑦]
（2）贫富差距造成了人们心理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力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贫富差距也越来越严重。这一方面表现在城乡贫富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表现在城市低收入群体身上。贫富差距会使人们对通过自己的辛勤合法劳动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信念产生怀疑和动摇，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失衡和地位上的挫败感。由于青少年的心理不成熟、缺乏理智和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当青少年体会到这种失衡和挫败感，很容易用反社会的行为方式——犯罪行为来消除心理失衡和地位上的挫败感。
（3）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原有社区社会控制的削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原有的“熟人社会”已被打破，“熟人社会”的功能，如邻里间的潜在监督、社会控制、常规传统、公共舆论以及通过他们发挥的对青少年行为的控制都被大大瓦解。薄弱的社会控制以及原有生活区域和新生活区域的相互冲突的社会价值观有助于滋生犯罪行为。兰山区是临沂市的经济、文化中心区，商贸业、物流业发达，流动人口比重大。据统计，兰山区共有人口88万，其中流动人口30万，比例高达34.10%。统计分析显示，绝大多数的青少年犯罪人都为无业、农民或农民工等无正当职业者，相应地在这些青少年身上的社会控制也比较弱。究其原因，是因为过早的结束学业和较迟的获得职业、或者获得自由度较大的职业会使青少年有一段比较快乐和有限的时光，他们可以自由的享受到成年人才能享受到的特权，形成与成年人身份“相适应”的态度和行为，但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使他们具有与儿童相适应的自由身份，而没有成年人所具有的家庭之累和工作负担。这就意味着青少年在摆脱了学校的控制的同时，并没有获得职业方面的控制，处于社会控制相当薄弱或者社会控制中断的时期。处于这个这种矛盾状态的青少年宁愿追求安逸、轻松的享乐活动，而不愿从事需要付出努力的传统活动，这种状态可能导致很高的犯罪率。
（4）不良价值观、不健康社会思潮的影响。当今社会多种价值观相互碰撞，原有的价值标准被打破，而新的价值标准尚未建立，资产阶级的腐朽享乐思想和拜金主义思潮趁机侵入，给心理发展尚不成熟的青少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些不良消费场所，如歌舞厅、录像厅、游戏厅、网吧等娱乐场所误导了青少年的消费观，使其产生了和本身的经济能力不相适应的高消费需求。青少年靠自己的能力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便转而采取非法手段满足自己的需求。另外，一些低级庸俗的文化侵蚀、毒害着青少年的心灵，引诱意志力不强的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17岁的宫某，在网吧内浏览黄色网站后，便在大街上寻找发泄对象，后见一女青年到厕所方便，便跟随其后强行将其奸污。再就是许多媒体为传播不良文化和价值观推波助澜，如许多青少年就是在看了港片《古惑仔》之后变得崇尚暴力，继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也有许多青少年通过电视、录像模仿和学习犯罪行为。如刚满十六岁的李某为盗窃某厂财务科的现金，携带自制燃烧瓶，戴着口罩、手套，脚上套着塑料袋，然后到财务科撬门别锁进入，当被厂里巡逻的保安发现时，他就用自制的燃烧瓶向保安扔去，后被抓获判处刑有期徒刑五年。在审理过程中当被问及小小年纪为什么作案手段这么周密时，他说电视、录像上经常能看到这种镜头，所以才学会了这些作案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