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法治有个前提，那就是一个社会的体制问题，法治只是一种社会调控手段，没有体制上的保障，妄谈法治无异于痴人说梦。社会的发展，体制的转型，就得有宽容的心态。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体制下，有法治思想的光耀，那么在今天中国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大力建设法治的条件下，倡导“德治”，加强道德建设有何不可？难道所谓的法治就容不下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提到“德治”就要把他归结为古代封建的专制主义呢？难道今天的中华儿女一个个都成了超脱的神仙，连德治都不讲吗？（其实神仙是最讲道德的）难道唯法治是尊，斩除其它，就不是一种无形的，变相的专制思维？
　　从极端的意义上讲，选择法制终究是一种价值判断或价值选择，而这是“通过人的需要和意志的运作而形成的关系性概念”[9]，对于实体的人来说究竟能有多大意义？人关心的只是他的生存。“主权在民”，而“民”却并不稀罕‘权利’这鸟东西[10]。我不是在进行学兄所称的“德治与法治”的争鸣，因为我总觉得这是个终极无意义的问题。然而既然我们选择了法治，那就假设一个必要的前提罢了[11]！
　　(七)
　　最后，作者在文章中又严肃地提出一个可笑的基本立场：对法治的绝对信仰，说他“严肃”是因为他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客观事实：我们要法治（地球人都知道了！）；说它“可笑”是因为他强奸了我的意思，硬是认为我反对法治（我也信仰法治）——这可着实让我想起了中学教材上那幅“公牛挤奶”的漫画图！
　　曾经在《实话实说》节目中，一位观众就质疑：他们（嘉宾）说的是实话吗？崔永元这样回答：对于什么是“实话”，我想大家存在误解，认为顺耳的、自己听着对的就是实话，其实不然。有些人虽然打官腔、说的像是套话，但那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表露，这就应该算是实话！是呀，我口言我心，把自己的拙见诉诸笔端本无可厚非，但却痛遭责难，这与其说是对我的批判，倒不如说是你的高见没有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成为你思想的附庸罢了。
　　西方学人时常自嘲：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这次就不同了，上帝没笑，人却坐不住了。说是赐教，我却找不到如沐春风的感觉，只有刀光剑影的寒气，大有杀戮之状，然后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是；老兄，你不是法治的代言人吗？（我又何尝不是？）难道我就没有讲几句心里实话的自由权？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对法治的绝对信仰”和“理性”，那我就只能说一句：晓峰，你可真逗？！
　　
【注释】作者简介：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07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宪政制度、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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